黄徽音放下手中的菜，随手在身上擦干水渍，到扔在一旁桌上的搭包里翻找了一阵，又有些尴尬的回来继续洗菜：“回来的太急，那些报告我没带回来，下次再找给你看，我粗略的说一说，其实民众误解的问题，不少入村的工作队，还有我们妇女会，是有关注到的。”
“传统的旧社会，是一个男女严重分割的社会，也是严格的大家长宗法制社会，具体到婚姻上，长期以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妇女不管是待字闺中还是嫁为人妇，都有三从四德的礼教规矩束缚，妇女没有自主意识、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即便是像我这样不想嫁人一直拖着，那也是因为父亲的恩宠，和我自身的选择和意识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这样的传统婚姻观念，是从上到下深入每一个阶层，时至今日依旧是主导着各个阶层大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我们红营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人身解放，乃至于婚姻自由、一夫一妻，是与传统的婚姻观念和习俗抵触和冲突，也就站在了大部分人的对立面，我们反倒处在少数的位置，而宣传上的临时性、突击性和被动性，又导致新婚姻观的宣传和启蒙缺位，因此遭到了广泛的误读和抵制。”
“首先就是我们的村干部，红营的社会改造和一切运动、政策，要从上到下贯彻到乡村之中，村干部是最基层的执行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他们偏一点，他们偏一点，整个政策都有可能被带偏了，而我们的村干部，有很大一部分自己家里就是包办婚姻，对我们的婚姻政策本身就存在不小的误读和抵制。”
“有些村干部，就把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禁止干涉寡妇再婚自由等规定，理解成‘只要是过去父母包办的婚姻都要和离’、‘凡是寡妇都要再嫁’，将保护妇女和离权益，就理解成‘妇女要翻身，团结起来闹离婚’，然后就是在工作中粗暴的逼迫夫妻和离、逼迫寡妇改嫁、甚至于将当地的和离数当作执行婚姻政策的政绩、考核标准，对于不愿意和离的夫妻、不愿改嫁的寡妇搞‘软磨硬泡’乃至公开批评，搞出一个个‘拆家会’、‘分家会’来。”
“当然，这种现象还是少数，更多的则是持消极和反对的态度，认为宣传和执行婚姻政策就是宣传和离、拆散家庭，顾虑重重，害怕和离的多了挨群众骂，或者自家就是包办婚姻，害怕婆娘向自己提和离，或者怕别人说闲话，说他们去鼓励寡妇再嫁是他们自己‘想别人婆娘’。”
“还有一些则是怕处理不当负不起责任，就采取推诿和拖延的态度，或者把贯彻婚姻政策的事完全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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