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个人正当收益之浮财，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全民生计’的工商产业的自由发展，我们采用必要方法，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公田制度，但我们同样不会反对农户在此基础上发展农业经济成为新的富农，拥有超过他人的财富。”
“公有国营的经济，是作为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是保障全民生计的底线，并不是要将私人的垄断转变为国家的垄断，相反，我们的经济模式本质上是反对垄断、鼓励自由竞争的，即便是在公有国营的经济内部，我们一样是鼓励内部的竞争的，比如我们就鼓励各个村寨的合作社互相竞争发展。”
“新社会的政治，则是这种新社会经济的集中体现，政体本身就是各个阶层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体现，不同阶层的专政形成不同的国体，国体决定政体，并通过政体来体现，而国体归根结底就是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的，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生产方式转变之时，国体和政体的转变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们的社会经济，是公有国营为主体的经济，是服务于大多数人的经济，而如今整个中华地区占据大多数的，是村寨里的农户和城镇之中做工的工人，其中又以农户占绝大多数，因此我们政治，就是以工农为主体、联合中小商贩、改造士人、民族资本的大多数人的专政，我们的国体政体，便是工农阶层的地位的体现。”
“我们的政治既然是由大部分人的专政，就不可能出现少部分人凌驾于大部分人之上的状况，因此旧有的皇帝贵胄那一套就必然是要抛弃的……”侯俊铖顿了顿，沉思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们的政体…….既然不可能再存留历代的君主制度，就必须要重新设计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
“这一点船山先生、亭林先生和南雷先生以前都有思考过，基本上是一致的，一方面加大地方的自治权以平衡朝堂的权力，一方面则以书院、学校团结士林形成舆论公议，以公议制衡朝廷，但他们跟着我们红营走了这么多年，也知道他们这些早期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没有完全突破封建纲常那一套的束缚。”
“按照我的设想，新社会的政治体制，是由如今红营的委员会模式扩展开来，以法律和制度保障百姓和红营内部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确保决策过程之中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中多数人的智慧，例如我们红营从执委往下，每一条政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投票表决的，形成了决议，哪怕是我这个掌营都无法推翻。”
“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统一意见，必须严格执行，统一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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