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把真问题往上递。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能报，他说不是他不报，是市里不让报。”
“市里不让报？”周泽川的笔悬在纸上。
“对。后来我们明白了，市里搞这个活动根本不是为了帮我们解决问题，而是政绩。
怎么才能有政绩，就要看台账上的困难数了。
困难从哪来？真困难他们解决不了，就只能制造假困难。
解决一条‘园区路灯不亮’，这也是成绩。”一名95后小伙不屑的撇了撇嘴。
周泽川在笔记本上重重的写下了形式主义，错误政绩观一行字，这是他接下来要整顿的重点。
在生物医药公司，年轻的创始人李洋递给他一沓银行贷款否决函。
“周书记，我们这类企业最大的困难就两个字，没钱。
个人小额贷款，银行知道你能还得上，追着给你放。
小微企业大额贷款，把公司估值、专利证书、订单合同全压上去，银行还是说不行。
我们没有厂房，没有设备，唯一的资产就是人脑子和实验室数据，但在银行眼里，这些都抵押不了。
希望政府能帮我们做信用担保，哪怕只是部分担保。”
周泽川认真的记下这个问题。
回去的车上，周泽川闭目养神，开始回忆民营企业反馈的问题。
形式主义，讲真话难，融资壁垒，产学研脱节，外贸背书缺位……
这些问题，充分说明汉东的营商环境还是不佳，还有待于提升。
第二天，周泽川接着又调研了一天，问题依旧是大同小异。
心中有数之后，他将常海宏叫到自己办公室。
“这次我下去跑了两天，企业对你们京州市‘千名干部包联千家企业’活动的意见很大。”周泽川开门见山。
常海宏急忙解释道：“周书记，我的初衷是帮企业渡过难关，推动京州市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问题就出在‘初衷’上。
你的初衷是帮企业解决问题，但企业反映的是你们不仅没解决，还增加了负担。
你有没有看企业反馈的问题？那里面究竟有几个是企业真的需要政府帮忙解决的困难？”周泽川反问道。
常海宏张了张嘴，没有出声。
他该怎么解释，自己的用意是帮助民营企业解决问题，是下面人执行出现了偏差。
周泽川没继续耗下去，话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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