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框架备忘录里的技术贡献权重，按照各节点的吞吐量——即处理的交易数据量——来计算。这在技术层面是合理的，谁处理的数据多，谁的权重高。但在经济层面，有一个偏差——吞吐量大不等于经济影响力大。”
“举个例子。东京节点目前的吞吐量是预测值的百分之六十三，在爬升中。但东京节点处理的跨境结算中，日元交易占了超过百分之七十。如果权重只看吞吐量，不看日元在全球跨境结算中的地位，东京节点的实际经济贡献被技术指标低估了。”
田中在旁边补了一句。
“简单说就是——我们的节点处理的交易里，日元是主力货币，但权重计算的公式不体现这一点。”
李思远把这个逻辑走了一遍。
霍夫曼指出的问题是真实的——权重计算公式如果只基于技术指标，不纳入经济指标，会造成一种失衡：技术上跑的数据量大的节点（比如处理大量小额交易的节点）权重会很高，而实际经济影响力大但交易笔数不一定多的节点会被低估。
“你的建议是什么。”
“建议在权重计算公式里增加一个经济权重因子——比如用IMF的SDR货币篮子占比，或者用BIS统计的跨境结算货币占比，作为辅助权重指标，和技术吞吐量加权平均。”
“这样一来，日元、欧元、英镑这些在跨境结算里占比高的货币，对应节点的权重会上升。”
“对。”霍夫曼说，“同时，这个改法对人民币也是有利的——人民币在SDR篮子里有占比，在跨境结算中的份额在增长，中国的核心节点也会因此获得更高的综合权重。”
李思远把笔放在桌上，没有立刻表态。
这个建议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修改。
它改变了权重计算的底层逻辑——从纯技术指标变成技术加经济的混合指标。这个改变会影响每一个节点国在委员会里的实际话语权分配。
如果他接受这个方向，权重公式的修改需要得到所有核心节点国的同意，因为每个国家的权重都会变。
最关键的问题是——谁的权重会下降。
答案是那些技术吞吐量高但对应货币在跨境结算中占比不高的节点。
目前的框架里，这样的节点——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暂时还没有，但如果未来有新的国家加入，比如印度或沙特，他们的节点可能面临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改法的另一个效果是——它提高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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