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了以后当兵听不清命令。”
“听不清命令就反应慢。”
“反应慢就......”
他没说下去。
不用说。
所有人都知道下面是什么。
老农擦了擦脸上的泪。
“七十年后。”
“一千五百万的药砍到了三万三。”
“国家替老百姓付了大头。”
“老百姓只掏几千块。”
“孩子就活了。”
“活了。”
他反复念了两遍这个词。
“活了。”
“活了......”
“以后的穷人家的孩子。”
“生了病有药吃了。”
“吃得起了。”
“不用像我大儿那样硬扛了。”
“不用.....。硬扛了......”
他闭上了眼。
泪还在流。
但嘴角是翘的。
不是笑。
是一种比笑更深的东西。
是释然。
是“我最痛的伤终于被人治好了”的释然。
虽然治好的不是他大儿子的耳朵。
但治好的是所有以后可能遭遇同样命运的孩子。
以后不会再有三个大洋买不起药的事了。
以后不会再有因为穷就听不清命令的士兵了。
以后不会了。
这就够了。
某大山。
中年人听完了谈判的内容。
很长时间没有动。
手里的烟灭了也没有重新点。
他在想一件事。
国家替老百姓去跟药企谈判。
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国家把老百姓的命当成自己的责任。
不是老百姓自己的事。
是国家的事。
你的孩子生了病。
不是你一个家庭的事。
是国家的事。
国家出面。国家出力。国家出钱。
替你去谈。替你去争。替你去付。
这就是他想建的国家。
不是让老百姓跪着求人的国家。
是替老百姓站着跟人干的国家。
中年人重新点了一根烟。
吸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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