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被记住了。
赵刚摘下了眼镜。
他没有擦。
因为不是镜片起雾了。
是他的手在抖。
“适者生存。”
他重复了天幕上那个政客的话。
“适者生存。”
“一个政客对着几百万失去供暖的民众说适者生存。”
“意思是你冻死了是你不够强。”
“你交不起电费是你不够富。”
“你活该。”
赵刚的声音在发颤。
“而华夏呢？”
“华夏花了一百万给一个山沟里的老人拉了一根电线。”
“明知道永远收不回成本。”
“还是拉了。”
“因为那是一个人。”
“是一个华夏人。”
“不管他住在哪。不管他有没有钱。不管他还能活几年。”
“他配用上电。”
“他不能被遗忘。”
“他不能被放弃。”
“这就是区别。”
“这就是天幕一直在说的那个区别。”
“一个把人当成本。”
“一个把人当人。”
李云龙站在那里。
没有说话。
嘴唇抿得很紧。
他不是赵刚那种能把道理说清楚的人。
他说不出“体制差异”这种词。
但他想起了一件事。
去年冬天。
他的独立团有个战士。
姓张。
小张。
十八岁。
河南人。
冬天行军的时候，小张的棉鞋烂了。
两只脚冻得通红。
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
跟班长说脚疼。
班长说忍忍。
忍了两天。
第三天早上起来。
小张的两只脚全黑了。
冻伤了。
严重冻伤。
后来截了三根脚趾头。
十八岁的小伙子。
少了三根脚趾头。
因为一双棉鞋。
李云龙当时气得砸了桌子。
骂后勤处长骂了半小时。
但骂完了也没用。
后勤处长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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