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就要悔棋；他不让悔，我就生气；我生气了，他就笑。他笑起来很好看，露出两颗门牙，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越笑我越气，我越气就越想赢他，但我一次也没赢过。
后来，母亲在西宁市接上我。她瘦了，也黑了，眼角的皱纹比以前多了好几道，但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们又辗转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巴，到了同德县。那是一个很小的县城，只有一条主街，街上最多的就是裁缝店和面馆。走进父母的门面，那是一个二居室：正厅是父母的工作室，四周挂着布料，红的、蓝的、黑的、灰的，一卷一卷地摞在架子上。正中间放着一张长长的裁剪台，上面铺着一块深灰色的呢子面料，用镇纸压着。侧边摆着两台缝纫机，一台是父亲的，一台是母亲的，机头上都蒙着一层薄薄的布灰。后面是一间卧室，厨房就在卧室的角落里，只有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水槽，灶台上架着一口铁锅，锅盖半敞着，能闻到里面炖着的土豆和牛肉的味道。
此时父亲正在裁剪台上忙活，手里拿着一把大剪刀，沿着粉笔画的线“咔嚓咔嚓”地剪着布。他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放下剪刀，三两步跑过来，一把把我抱了起来。他的胳膊很有力，把我举得高高的，我低头看他的脸，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其乐融融的样子，真的很幸福——而我每年只能体验一次，像一个限量版的礼物。
在青海的那一个月，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有回族的，有藏族的，还有撒拉族的。他们的名字很长，我记不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起玩。当然，时间久了也会觉得枯燥。父母每天就是重复地裁剪、缝纫、熨烫、钉扣子，从早忙到晚，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附近的篮球场。那是一个水泥地的小球场，篮板是木头的，有些开裂，篮筐上的网早就烂没了，只剩下一圈铁环。我每天抱着篮球去投篮，投不进，捡回来，再投，再捡，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记得有一天，我在球场上和当地的几个伙伴打球。有一个比我年长几岁的男孩，脚上穿着溜冰鞋——不是现在那种直排轮的，是四个轮子前后各两个的那种老式溜冰鞋。他在球场上横冲直撞，像一辆失控的玩具车。他好几次撞到我，撞得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开始还不吭声，忍了。但第三次的时候，我的火气上来了。当他再一次冲过来的时候，我没有躲，而是故意用肩膀顶了回去。他没有站稳，“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面朝下，嘴巴磕在了水泥地上。
血从他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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