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顺治十三年（1656年），她十七岁，远嫁常熟朱方来。朱方来是诸生，不是进士，不是举人，只是秀才。朱家不是名门，不是望族，只是常熟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家。可王慧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门第，不是功名，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她在乎的，只有那个人。朱方来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他不会写诗，可他读得懂。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不会说“写得好”，只会说“我喜欢”。就这三个字，够了。比那些长篇大论的称赞，够一万倍。她以为她会这样过一辈子。以为他会陪她，一起老，一起死，一起葬在常熟的山上，碑并着碑，名字挨着名字。可她错了。
她十七岁嫁过去，没过几年，丈夫就死了。那一年，她大概二十出头。她还没有来得及写完那首《新婚》，丈夫就躺进了棺材里。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诗怎么办？”可他不回答。他永远地不回答了。她在《寄弟》中写道：“乐事减去大半。”四个字，写尽了她的一生。乐事，是嫁给他，是和他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在灯下坐到深夜。那大半，是他走以后，剩下的那些空荡荡的日子。她一个人，活在那间没有了男主人的凝翠楼里，活在那盏没有了人陪的孤灯下，活在那些再也没有人读的诗里。
她后来在诗中写道：“束发事君子，愿言同此心。岂期中路分，弃妾如遗簪。”她不是恨他，是不甘。不甘他走得那么早，不甘她没有跟上去。可她不能跟。她还有孩子，还有朱家的香火，还有那些没有写完的诗。她必须活着。从此她成了一根被遗落的簪子，搁在妆台上，积满了灰。偶尔有人拿起来看看，叹一声“好簪子”，又放下了。没有人插，没有人戴，没有人记得。
她寡居的日子，是在凝翠楼里度过的。凝翠楼，是她在常熟城里的居所。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楼前种着几株梅花，楼后种着一片翠竹。她在窗下读书，写诗，抚琴，教孩子们写字。她有两个儿子。丈夫死的时候，他们还小。她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她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做人，教他们做事的道理。她把自己所有的才学，都传给了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们身上。她希望他们能考上进士，能光宗耀祖，能替朱家撑起那片塌了的天。
她在《课儿》中写道：“孤灯课子夜何其，儿读书时母泪垂。但得汝曹能自立，不辞辛苦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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