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很热，秋天很短。那里的大学分数线很高，学费很贵，生活成本也很高。
“为什么是北京？”我问。
“因为机会多，”她转头看我，路灯把她的脸照得半明半暗，“王芯，我想让我妈过得好一点。北京的工资高，发展空间大，等我毕业找到工作，就把她接过去。那边医疗条件也好，她的眼睛……说不定能治好。”
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静，像在陈述一个早已决定的计划。但我听出了里面的重量——那不是少女对远方的浪漫幻想，而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责任，一个穷人家孩子对改变命运最朴素的渴望。
“你呢？”她又问，“你想去哪儿？”
我想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太轻浮了，像不负责任的承诺。于是我说：“我也想去北京，那边建筑专业好的学校多。”
“真的？”
“真的。”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笑容在冬夜的寒风里显得格外温暖：“那我们一起努力。”
“好，一起努力。”
十字路口到了。她家往左，我宿舍往右。我们像往常一样停下，但谁都没说再见。
“王芯。”她突然叫我的名字。
“嗯？”
“如果……”她咬了咬下唇，这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如果我考不上北京的学校，你就去你能去的最好的地方，不用等我。”
“不可能。”我立刻说。
“我是说如果。”
“没有如果，”我看着她，一字一句，“你会考上的，我也会。我们会一起去北京，一起上大学，然后一起把你妈妈接过去。我保证。”
她眼睛亮晶晶的，不知道是不是路灯的反光。很久，她点点头，声音有点哑：“好，我信你。”
“那拉钩。”我伸出小指。
她笑了，也伸出手。两只戴着厚厚手套的手，小指笨拙地勾在一起，晃了晃。
“盖章了，”我说，“反悔的人是小狗。”
“幼稚。”她笑骂，但手没松开。
我们在路口又站了一会儿，直到远处传来宿舍关门前的铃声，才松开手。
“明天见。”
“明天见。”
她转身往左走，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远，走到第三个路灯下时，她突然回头，朝我挥手。我也挥手，然后才转身朝宿舍跑——要迟到了，要被记名了，要挨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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