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四七年三月，柏林。
弗里德里希站在窗前，望着街对面的老栗树。树皮斑驳，枝干虬曲，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记得这棵树三十七年了——从一八一〇年第一次站在这扇窗前开始，每年春天，他都看着它抽芽、长叶、落叶，一年又一年。
他今年五十九岁了。
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那是他呼吸留下的。他用袖口擦了擦，继续往外看。街上的人比从前多了，走得也比从前快了。马车一辆接一辆，车夫的吆喝声、马蹄声、车轮声混成一片，吵得人耳朵疼。
身后的门被推开。
“弗里茨叔叔。”
他没有回头。那是安娜的声音，三十一岁的安娜，他的助手，他的学生，他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
“今天的报纸。”安娜走过来，把一叠报纸放在桌上，“南边又出事了。”
弗里德里希转过身，慢慢走回桌前。他的腿脚不如从前了，走路需要拄着那根用了十年的橡木拐杖。他在椅子上坐下，拿起最上面那份报纸。
头条标题：“巴登公国爆发农民起义！军队镇压，死伤数十人！”
他放下报纸，又拿起另一份。
“符腾堡议会要求制定宪法！国王拒绝，民众上街游行！”
再一份。
“柏林饥饿暴动！失业工人冲击面包店，警方逮捕三十人！”
他把报纸放下，抬起头看着安娜。
“汉斯有消息吗？”
安娜摇了摇头。
“三个月没来信了。”
弗里德里希沉默着。
窗外传来一阵喧哗。他站起身，又走到窗前。街角聚了一群人，有人站在木箱上正在说话，周围围着几十个听众。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脸上带着疲惫和愤怒。
“又来了。”安娜站在他身边，低声说，“这个月第三次了。”
弗里德里希没有说话。
他看着那群人。那个站在木箱上的人正在挥舞手臂，声音隐隐约约传过来，听不清在说什么。但人群里不时爆发出一阵喊声，拳头举起来，又落下去。
他想起很多年前，自己也在这样的地方站过。在柯尼斯堡的广场上，在柏林的街角，在费希特的地下室里。那时候他也像这些人一样，年轻，愤怒，相信只要站出来，一切都会改变。
后来呢？
后来他知道了，改变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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