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零三分，林秀兰睁开了眼睛。
没有闹钟。养老院朝南的房间安静得像一口深井，没有摄像头闪烁的红点，没有那个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命令她起床的咳嗽声。
她盯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纹，等了三分钟。然后才想起来：周建国死了。三个月前死的。或者说——她看着他在地板上抽搐，没有递药，没有叫救护车，只是坐在沙发上，等戏曲频道的广告播完。
现在她自由了。自由得像一具被掏空内脏的躯壳。
三个月前的那个清晨，她还在另一个厨房里。四点五十的闹钟，她设了三个，怕睡过头。周建国说，他前妻都是这个时间起，晚了蛋就老了。
油星子溅到手背上，烫出一个水泡。她没出声，把蛋翻了个面。溏心。蛋黄必须是软的，晃一晃会颤。这是标准。
「秀兰？」隔壁传来咳嗽声，不是真咳，是清嗓子，「粥好了吗？」
「快了，」她盯着锅里咕嘟的白粥，「蛋煎老了，我重做。」
「嗯。」
那声「嗯」从门缝里飘进来，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压在她后颈上。
老陈走后的第三年，林秀兰开始害怕冰箱的嗡嗡声。
那声音在深夜特别响，像某种生物在黑暗中缓慢呼吸。她跳广场舞，在队伍最后面比划胳膊，心里盘算着：如果死在这屋里，要等几天才会被发现？
答案是：七天。她有次摔了一跤，在卫生间躺了六小时，最后是邻居张姐来借葱，才把她扶起来。张姐说：「秀兰，你脸色不对，去医院查查？」她说：「没事，低血糖，**病。」
但那天晚上，她对着冰箱站了很久。嗡嗡声。她忽然想，得找个人。不为爱情，为收尸。
周建国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那天她扇子掉了，弯腰去捡，眼前炸开一片黑雾——低血糖。她蹲在地上，等那阵眩晕过去，或者等有人发现她。一只手伸过来，捡起扇子，递给她。
手指很干净。指甲剪得整整齐齐。
「林老师，小心点。」
她抬头。七十岁左右，灰白头发，藏青色夹克，洗得发白但干净。她注意到他的袖口，磨出了毛边，但用熨斗熨过，折痕锋利。
「您认识我？」
「听过你讲课，」他笑，眼角的褶子很深，「以前我儿子在你班上，周磊，记得吗？」
她摇头。教了三十五年书，学生太多。而且她的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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