滢已经不在了。
我也不快不在了。
“柠柠。”母亲从前座递过来一个保温杯，“喝点水。”
我接过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是红枣枸杞水，甜的，母亲在里面加了蜂蜜。
“妈咪，你说在学校里度日如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个只有我能讲的笑话，“你女儿我是不是可以活三百六十五年？”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噗”地笑出了声。
“什么歪理？”
“度日如年啊，一天相当于一年，那我活一年不就等于活三百六十五年了？”
“那照你这么说，你在学校待一年，回来我都老成老太婆了。”母亲笑着摇头，眼泪都被笑出来了——不，不全是笑出来的，有一部分是别的什么，被她巧妙地伪装成了笑出来的。
“那正好，妈咪，你一直想当老太婆，天天不用上班，在家跳广场舞。”
“臭丫头，谁想当老太婆了？”
“你啊，你上次不是说，等我和姐姐……”
我的声音戛然而止。
等我和姐姐长大了，你就退休，在家跳广场舞。
这是母亲以前常说的一句话。她说的时候总是笑着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语气里带着一种笃定的、不容置疑的期待，好像“等我和姐姐长大了”是一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像明天太阳会升起一样自然。
但现在，“姐姐”已经不在了，“我”也快不在了。
“等我和姐姐”这五个字，已经变成了一句空话，一个再也不可能实现的假设。
车厢里安静了几秒。
父亲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开口。母亲转过头去看窗外，窗外的街景在倒退，她的侧脸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轮廓柔和得像一幅水彩画。
“妈咪。”我打破了沉默，用了一种尽可能轻松的、甚至有些欠揍的语气，“要不你练个小号吧，这样……”
“啪。”
母亲一巴掌拍在我的头上。
那一巴掌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砸在头顶，甚至连头皮都没有发麻。但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物理意义——它在说：不许胡说八道。
“苏柠！”母亲的声音提高了半个调，但尾音是颤的，“你再胡说八道，我就……”
“就什么？”
“就不给你做红烧排骨了。”
“好好好，我不说了，我闭嘴。”我举起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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