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出院那天，海德堡下了入秋以来第一场雾。雾不大，薄薄一层，浮在内卡河面上，像一张半透明的纱。远处的山模糊了，对岸的建筑也模糊了，连桥上的行人都只剩下一个朦胧的轮廓，像一幅没有画完的水彩。林晚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赫尔曼拎着那个旧帆布包走出来。包是灰绿色的，边角磨得发白，拉链头掉了，用一根铁丝扭着代替。他妻子跟在后面，怀里抱着那束雏菊，花已经蔫了，花瓣边缘发黄，卷了起来，但她还是抱着，不肯扔，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林女士，我要回家了。”赫尔曼把帆布包放在地上，包歪了一下，他弯下腰，把它扶正。他直起身，伸出手。林晚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有厚厚的老茧，虎口的皮肤裂开了，露出暗红色的嫩肉。这是几十年送信磨出来的，每天骑自行车穿街走巷，风吹日晒，雨淋雪打。他手里的信从来不会湿，他用雨衣裹着信，自己淋着雨。他送了一辈子的信，现在终于不用送了。他的信送完了，他要把自己送回家了。
“赫尔曼先生，药不能停。每天两次，每次一片。饭前吃，不要空腹。如果胃不舒服，就改到饭后。不要擅自停药，不要擅自减量。你的身体已经不是旧的身体了，你的血已经不是旧的血了。你的血换了，你的命换了，你的活法也要换。”
赫尔曼笑了，笑声很轻，像风吹过干枯的树叶。“不停。我老婆盯着我，比护士还严。她每天早上把药放在我的咖啡杯旁边，晚上放在我的枕头旁边。我忘不了，也跑不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在她的眼皮底下。”
他的妻子站在一旁，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只是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把那束蔫了的雏菊塞进帆布包里，拉好拉链。拉链卡住了，她用力拉了两下，“咔哒”一声，合上了。她挽住赫尔曼的胳膊，挽得很紧，像是怕他摔倒，又像是怕他飞走。
“走吧。车在那边。再不走，天要黑了。”
赫尔曼转身，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他的背微微驼着，肩膀一高一低，走路的姿势有点歪，像一只翅膀受过伤的鸟。他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墙。
“林女士，那个弹钢琴的年轻人，科尼利厄斯，他昨天来找我，给我弹了一首曲子。他说，那是巴赫的《G小调赋格》，专门为我弹的。我听不懂，但很好听。那琴声像水，从高处往下流，流到哪里算哪里，不着急，也不停留。您替我谢谢他。”
林晚点头。“我会的。下次他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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