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从雅加达飞回南城那天，江临川在机场等她。他没有举牌子，没有捧花，只是站在出口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色外套，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她拖着行李箱走出来，一眼就看到了他。他站在那里，像一棵种在水泥地上的树，不动，不说话，只是等着。她走过去，在他面前站定。
“回来了？”
她点了点头。他接过行李箱，转身往外走。她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隔着两步的距离，谁都没有说话。机场大厅里人来人往，广播声、脚步声、行李箱轮子碾过地砖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条浑浊的河。她走在那条河里，他在前面开道。她看着他的背影，肩膀很宽，腰很直，走路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她想起程薇，想起她躺在病床上的样子，瘦得像一张纸，风一吹就会碎。她想起自己，想起这三年走过的路，从那个站在殡仪馆门口、手里攥着婚礼请柬的女人，到现在这个从雅加达飞回来、口袋里装着程薇遗嘱的女人。她变了。他也在变。他的头发白了更多，眼角的皱纹更深了，但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样，看着她的时候，温和，安静，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上了车，她靠着车窗，看着外面掠过的街景。南城的冬天灰蒙蒙的，路边的树光秃秃的，和雅加达不一样。雅加达是绿的，到处是棕榈树和榕树，空气里永远有一股潮湿的、发酵的气味，像熟过头的芒果，甜得发腻。
“程薇走的时候，说什么了？”他问。
她看着窗外。“她说，等她死了再休息。”
他没有说话。
“她休息了。”
车子驶入市区，街道两旁的店铺陆续亮起灯，霓虹灯的光在车窗上流动，红的绿的蓝的，像一场无声的雨。她看着那些光，想起程薇躺在病床上的样子，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手指上夹着血氧探头。她在那样的状态下，还在写邮件。收件人是林晚，标题是“菲律宾协议补充条款”。她写了半行字——“关于利润分成的补充约定，施永昌口头承诺的三成用于患者救助，需写入正式条款。口头承诺，不牢靠。”那半行字，是程薇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回到小院，念恩在门口等她。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扎着两个小辫子，手里拿着一朵红色的月季，已经蔫了，花瓣的边缘发黑，卷了起来。她把花递给林晚，仰着头，眼睛亮亮的。
“姨，外婆的花，给你。”
林晚蹲下来，接过那朵花。花瓣已经干了，一碰就碎。她把花放在手心里，红的，软的，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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