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死讯传来的那个凌晨，林晚正伏在花店的账本上对账。冬夜的寒气从玻璃门的缝隙里钻进来，裹住她的脚踝。她起身去关暖气，手机就在这时候亮了。屏幕上跳出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南城。她按下接听键，那头的声音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割着她的耳膜。
“林晚，我爸吃了你的药，死了。七天前死的。我今天才从外地赶回来。我看到他最后一面，他的脸是黑的。你们这是什么药？毒药！”
林晚握着手机，指尖发白。她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你说话啊！你不是开发布会吗？不是上电视吗？不是说你妈的花能救人吗？救啊！你倒是救啊！”
电话挂断了。忙音像一根针，扎进她的耳膜。她站在原地，暖气片发出咝咝的响声，像一条蛇在吐信子。她低下头，看着账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一个也看不清。她抬起手，发现自己的手指在抖，不是怕，是冷。那种冷从骨头里往外冒，裹着厚厚的棉袄也挡不住。
她没有回拨。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老人死了，吃了她的药死的。她不知道那个老人得的什么病，不知道他吃了多久，不知道他是在哪家药店买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他死了。
她合上账本，关了灯，走到门口。门外的路灯昏黄，照在青石板路上，泛着冷光。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条空荡荡的街，想起了母亲。母亲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冷的天。她躺在病床上，脸是白的，手是白的，嘴唇也是白的。她握着她的手，那双手也是冷的，和现在一样冷。
她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条街，看着那些灯，看着远处那片漆黑的夜空。风吹过来，把门上的风铃吹得叮当响。她拉了拉领口，转身进了屋。
第二天一早，林晚赶到了公司。姜正已经在会议室里了，面前摊着一沓文件，旁边搁着两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新闻页面还在不断刷新。他抬起头，眼下有很重的青黑色，像是熬了一整夜。
“刘建国的病历调出来了。”他把一份文件推过来，动作很轻，但纸页滑过桌面时发出的声响，在空旷的会议室里格外刺耳，“不是地中海贫血。是急性白血病。我们的药不对症。”
林晚拿起那份病历，一页一页翻。那些专业术语她看不太懂，但她看得懂最后一行字——死亡原因：急性白血病并发多器官衰竭。不是药物所致。但这句话救不了她。一个老人死了，他儿子需要一个人来恨。
“他儿子不知道不对症？”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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