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知识结构化。我们会将赵老师所有的论文、实验笔记、手稿、会议录音、甚至邮件往来中与专业相关的片段，进行超细粒度的解构和关联。不是简单的关键词检索，而是建立概念网络、方法网络、失败案例网络。重点标注他反复强调的‘关键控制变量’、‘易错环节’、‘反常识结论’。”
“第二步，行为模式提取。从所有可用资料中，提取他面对问题的习惯：是先做文献综述，还是先画草图？是偏好自上而下的理论推演，还是自下而上的实验试错？在遇到矛盾数据时，他更倾向于怀疑设备，还是怀疑理论？他常用的思维工具是什么（比如某种特定的矩阵分析法）？这些模式，将被编码为一系列‘思维决策子程序’。”
“第三步，交互与学习框架。模型不具备真正的创造力。但它可以在设定的边界内（当前课题相关领域），基于知识网络和决策子程序，对输入的新数据、新问题，生成‘可能的赵明远式回应’。更重要的是，”肖尘停顿了一下，看向吴锋，“它可以与你们互动。当你们提出想法A，模型可能回应‘此路径在某某情况下曾因B因素失败，需注意C变量’，或者‘可参考我某年某月关于D问题的笔记，其中E思路或可迁移’。它的价值不在于替代你们思考，而在于成为一个无限耐心、绝对精准、且带有赵老师思维‘气味’的交互式记忆外脑和思维碰撞板。”
吴锋盯着架构图，眼神里的质疑稍减，但警惕更甚。“这需要对我们实验室的内部数据，包括大量失败和未公开的中间数据，进行最高权限的访问。”
“仅限于为构建模型所必需的部分，且在贵方监管下，于隔离环境中进行。”肖尘确认，“模型构建完成后，原始数据可按约定彻底销毁。运行中的模型，其知识库将是只读的、加密的、且不可逆向导出的。我们提供的，是‘思维服务’，而不是数据副本。”
漫长的技术质询与法律拉锯开始了。会议室变成了一个微型战场，每一个术语的定义，每一条数据的访问权限，每一次模型输出的责任归属，都被反复争夺、修改、确认。肖尘展现出惊人的耐心和精准，在技术可能性和安全底线之间，寻找着那条细如发丝的可行路径。
与此同时，刘丹在另一个战场奋战——协调具有涉密资质的律所、寻找符合要求的办公场地和安全设备供应商、安排团队核心成员的政审流程。每一件事都繁琐至极，充满障碍，但每解决一件，就将“故土”这艘小船的龙骨，锻造得更加坚固一分。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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