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的凌晨四点。
陈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没有开灯，直接从床上坐起来——这是三年流亡生涯养成的本能。
“进来。”
门开了，王伯举着油灯走进来。老人的脸上没有任何睡意，只有一种沉痛的凝重。
“少爷，‘光复号’急电。”他把一张译好的电报纸放在床头柜上，“爪哇出事了。”
陈峰拿起电文，就着油灯的光看。他的阅读速度很快，但看到“四十七人”那个数字时，手指还是停顿了一下。
然后他继续往下看，看到李特的请示，看到那句“见死不救，恐寒三十万侨胞之心；然擅自行动，或乱全局之谋”。
“好一个李特。”陈峰低声说，“两难之间，把最难的决定推给我了。”
王伯站在一旁，没有接话。他知道，这种时候不需要他说话。
陈峰掀开被子下床，走到窗边。窗外，迪拜港的灯火还在亮着——那是船坞的夜班工人在赶工，是发电厂的三班倒，是这个新生国家二十四小时不停歇的心跳。
“王伯，”他背对着老人问，“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王伯沉默了几秒，缓缓开口：“老朽不懂那些大战略。但老朽记得，三年前我们离开坤甸的时候，码头上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问：‘王伯，你们还会回来吗？’我说会。她又问：‘那……那要多久？’”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发涩：
“我说不出话。因为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三十万张吃饭的嘴，和一片光秃秃的沙漠。”
陈峰转过身，看着老人。
“后来呢？”他问。
“后来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给我。”王伯说，“里面是她攒了一辈子的三枚银元。她说：‘王伯，这钱你拿着。给少爷买口好吃的。你们要活着，要造大船，要回来……要让我们这些人，死之前能看到黄龙旗再飘起来。’”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油灯灯芯燃烧的噼啪声。
陈峰走到书桌前，坐下。他摊开一张新的电报纸，提笔蘸墨。
“王伯，”他一边写一边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造这些船吗？”
“为了回家。”
“对，为了回家。”陈峰笔下不停，“但回家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家是什么？是你在外面受了欺负，有个地方可以回去告状。是你的兄弟姐妹被人打了，有一群人能站出来帮你讨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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