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理曼帝国时代起，欧洲的外交展现出了二元性质，即教廷外交和王权外交并存。
教皇的权势日益扩大，无尽的欲望催生出教廷的腐败和横征暴敛，教徒对教皇产生信仰危机。
市民阶级同国王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来自教皇的压迫。
公元14-17世纪，一场称作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思想解放文化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
这次运动不仅重塑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为现如今欧洲公认外交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三十年战争正式结束，标志着如今（指1792年时）欧洲实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外交体系正式形成。
欧洲近代国际关系格局确立，而常驻外交代表制度，成为了一项在欧洲普遍实行的国际惯例。
在15和16世纪，文艺复兴的发展也推动了西欧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
1785年，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机，使得工厂制得以普及。
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工人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并逐渐壮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意味着需要丰富的原料、廉价的劳动力，还有广阔的市场。
为了满足新生产方式的需要，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起，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开始了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和掠夺。
而这种常设外交使节制度，也随着欧洲殖民大国的对外扩张，逐渐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包括中华大地。
在这一时期，有关外交的看法和观念，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正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在《双城记》中所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这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专制国家并存的时代。
这是新思想与旧秩序碰撞的时代。
作为历史的潮流，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冲击着封建专制时代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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