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尘霾似乎淡了一些，阳光从稀薄的云层缝隙里筛下来，在医院惨白的墙面上铺开一小片暖色。收音机换了频道，开始播放一首古老的波斯民谣，女声婉转，唱着什么关于离别和重逢的故事。
宋启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他没有回答卡特的问题，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答案。
苏晴还在等他吗？
他离开时说的是“非洲”，是“父母那边有点事”，是“通信可能不方便，不要担心”。那是11月1日。现在是12月中旬，一个半月过去了。
她发过多少条消息？打过多少次无人接听的电话？在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会不会对着手机屏幕上永远显示“未送达”的对话框发呆？
她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被抛弃了，被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人戏弄了感情？
或者，更糟糕的是——她会不会还在等？
怀着那种“他一定会回来”的、盲目的、毫无保留的信任，一天一天地等下去。
宋启明把手伸向病号服的内袋。
空的。
那部手机在撤退路上丢了。也许掉在某具尸体旁边，也许埋在废墟的瓦砾下，也许——也许更好，它永远留在坎大哈了。
连同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
“感谢你的陪伴，永远不会忘记你，怀念咱们在一起的岁月静好，静在愉悦，好在温馨。”
他没有备份。他不需要备份。每一个字都刻在脑海里，像弹道计算，像武器分解，像无数个深夜里反复练习直到肌肉记忆的那些动作。
永远不会忘记。
问题是，她还会不会记得他？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着白袍的医生走过来，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叫卡特的名字，示意他该回去换药了。
卡特慢慢站起来。他的动作比十四天前慢了太多，像一架精密的仪器，某些关键的齿轮已经磨损。
他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齐。”他说，“活着回来的人，不需要为活着感到愧疚。”
他没有等宋启明回答。
脚步声渐渐远了，消失在走廊拐角。
宋启明独自坐在长椅上，看着窗外那片始终没有温度的日光。
三百多人死了。他活着。
卡尔死了，路易死了，村上死了，马库斯死了，安德烈说“接应点见”然后没有来。
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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