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仿佛被拖入了某种粘稠而滞重的泥沼。表面上看，一切如常。我按时上班，处理堆积如山的案卷，参加一个又一个或冗长或紧急的会议，听取各方汇报，在文件上签下一个个名字。胃痛成了我如影随形的伴侣，林薇给我准备的药，我每天依旧按时吞下，像在进行某种沉默的、自我惩罚般的仪式。
林薇似乎也回归了正常的节奏。她不再“加班”到深夜，总是在我下班前后到家，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端出那些我曾无比熟悉的、热气腾腾的饭菜。排骨粥、山药鸡汤、清蒸鱼……每一样都清淡、养胃，充满了“为我好”的细致考量。我们坐在餐桌两端，像过去七年里的无数个夜晚一样，分享着简单的晚餐。她会问起我工作的进展（用一种不过分关切的、恰到好处的语气），我会含糊地应付过去，转而问起她“破茧”的事情。她总是微笑着，用一些“还好”、“就是那些事”、“苏姐挺不容易的”之类的话轻轻带过，然后给我夹一筷子菜，叮嘱我多吃点。
谈话流畅，表情自然，眼神偶尔交汇，也看不出任何异样。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变了。我们之间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看不见的、紧绷的张力。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夹菜，每一次看似随意的闲聊，都像在走钢丝，脚下是万丈深渊。我看着她低垂的睫毛，纤细的手指握着汤勺，听着她温和的嗓音，心里却不断地、冷酷地回放着那本笔记上的字迹，那辆银灰色帕萨特消失的三十六分钟，以及陈文涛喝下咖啡时，那个或许只是我臆想出来的、微不可查的皱眉。
我像一个最蹩脚的演员，在名为“婚姻”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越来越力不从心的角色。而她，我的对手戏演员，演技精湛得令我胆寒。有时候，在深夜，听着她均匀的呼吸，我会在黑暗中睁大眼睛，反复问自己：那些笔记，真的出自这双给我掖被角的手吗？那些精密的死亡设计，真的诞生于这个曾对我诉说“想要一个孩子”的头脑吗？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小陈那边，关于“米白色风衣女人”的追查，彻底陷入了僵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女药剂师身份无法确认，劳务市场修车老头也只能提供模糊的印象。这条线，断了。胡永强案中那个神秘的、推销“特效药”的张姓医药代表，也像人间蒸发一样，再无踪迹。技术科对那个不明化合物的分析依然没有突破性进展。而李某案花园样本的重新鉴定，老秦给我的回复是：植物种类繁多，微量花粉鉴定极其耗时且困难，目前只分离出几种常见花卉的花粉，未发现明确的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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