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大唐日报》头版，用加粗的黑体字，刊登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
“岭南道，僚人反。”
报纸上没有用“蛮夷作乱”这样带有歧视性的词语，而是客观地陈述了事件的经过。
聚众十万，连下四州，兵围邕州。
每一个字眼，都像一块石头，砸在长安百姓的心头。
刚刚因为灭国吐谷浑而建立起来的自豪感，瞬间被一种混杂着愤怒和忧虑的情绪所取代。
“这些南蛮子！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朝廷待他们不薄，他们竟然还敢造反？”
“就该派李靖大将军，把他们全都给屠了！”
茶楼里，酒肆间，到处都是义愤填膺的咒骂声。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同仇敌忾的情绪中时。
《大唐日报》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由政务院总理大臣，豫王李越，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
文章的标题，足以引起任何一个读书人的注意。
《论华夏民族之构成及我大唐之历史使命》。
在这篇文章里，李越首次公开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华夏民族”。
这就是李越在后世历史与民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大唐的实际情况，精心构建的一套全新的民族融合理论。
其核心，不再是狭隘的血缘论，而是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认同论。
文章的开篇，没有直接讨论僚人叛乱，而是从华夏的源头说起。
“上古之时，吾祖皆出于一脉，同属华夏。”
“后因迁徙，散于四海，历经千年，遂有言语之别，风俗之异。”
“然，血脉虽远，其根未忘。”
“何为华夏？何为夷狄？”
“非以血脉定，非以地域分，而以文明论。”
“凡习我汉家文字，说我汉家雅言，着我汉家衣冠，敬我汉家先祖，忠我汉家朝廷者，无论其出自何方，身在何处，皆为我华夏之同胞，皆为我大唐之子民。”
“其地位，与汉人无异，其权利，与汉人相同。”
“其子孙，可应科举，可入仕途，可为将，可拜相。”
“子曰：有教无类，此乃圣人胸襟，亦是我大唐胸襟。”
这篇文章，普通的百姓，大多看不懂其中深意。
他们只是觉得，凭什么那些南蛮子，只要学了我们说话穿衣，就能跟我们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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