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斯脸色一沉：“有时候新生儿需要帮助。而且，这是荷兰人自己的革命——我们爱国者党领导的，法国只是……提供了便利。”
“便利，”安娜重复，“就像曾祖父时代，法国人‘提供便利’入侵我们，引发了灾难年。现在他们‘提供便利’解放我们。”
“这次不同，”约翰尼斯坚持，“这次是理念的胜利。自由！平等！你不相信这些吗？”
安娜相信。她在母亲索菲亚的沙龙里长大，阅读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但她也在家族账本里读过历史：理念很美，但实施理念需要成本，而成本往往由普通人支付。
她望向街道。法军士兵正在议会大厦升起法国三色旗和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旗帜——相似但不相同，像学生模仿老师但没完全学会。
一个年轻法军士兵——可能不超过十八岁——用生硬的荷兰语对一个老妇人说：“夫人，您自由了！”
老妇人提着一篮土豆，茫然地看着他：“自由了？那土豆价格会降吗？”
士兵困惑地转向翻译。安娜走过去，用流利的法语说：“她问食物价格会不会下降。”
“哦，”士兵笑了，“共和国会解决一切！”
但共和国首先需要钱。安娜后来得知，法国“解放”荷兰的条件包括：荷兰支付一亿荷兰盾的“解放费用”；提供两万五千名士兵给法国军队；开放所有港口给法国船只。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她在家庭聚会上问。
聚会很冷清。威廉六世（刚从战俘营释放，现在退役）来了，但沉默寡言。扬三世病重卧床。只有索菲亚——七十四岁，依然敏锐——主持着讨论。
“代价总是要付的，”索菲亚说，“区别是谁来付，付给谁。以前我们付钱给自己腐败的官员和无能的将军，现在付给法国人和我们自己的理想主义者。也许后者更有效率。”
威廉六世终于开口：“我在英国战俘营时，和一个法国战俘聊天——他是保王党，反对革命。他说：‘革命就像砍树，你厌倦了树上的烂果子，所以砍倒整棵树。但然后你需要等很多年，新树才能长大结果，期间你可能饿死。’”
“诗意，”索菲亚说，“但不准确。荷兰这棵老树确实有病，但也许可以治疗，而不是砍倒。”
“治疗需要时间和金钱，”扬三世的声音从卧室传来，虚弱但清晰，“而我们两样都没有。”
四、最后的账目
1795年3月，阿姆斯特丹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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