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迭戈微笑，“我在马德里宗教裁判所工作过十年，我知道他们如何运作。他们的弱点是官僚主义、内部竞争和过度自信。我们可以利用这些。”
他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反向渗透。通过商业关系，他接触了一个为西班牙收集情报的弗拉芒中间人，提供了一些无关紧要但看似有价值的信息，换取“保护”和内部情报。
“这是危险的游戏，”安娜得知后反对。
“但被动防御更危险，”迭戈解释，“我们需要知道敌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
五月底，“海鸥号”抵达阿姆斯特丹的消息传来。迭戈通过中间人得知，西班牙特工确实在监视这艘船，特别是“那个带回敏感记录的葡萄牙裔女学者”。
他立即行动：通过荷兰商人的关系，安排莱拉在官方欢迎仪式前秘密下船，由安全网络接应。同时，准备了一个假目标：一个与莱拉体型相似的妇女，穿着类似的衣服，带着假的记录箱，吸引注意。
计划成功了。当西班牙眼线跟踪假目标时，真正的莱拉已被安全转移到莱顿的一处安全屋。
迭戈见到她时，几乎认不出这个表妹：皮肤晒成深棕色，眼神中有大洋的辽阔和疲惫，但依然清澈坚定。
“迭戈，”莱拉拥抱他，“好久不见。”
“欢迎回家，莱拉。你带回了一个世界。”
三、记忆的汇流
1604年6月，莱顿安全屋。
莱拉·阿尔梅达在安全屋的书房里，面对堆积如山的记录材料：日志本、地图卷、标本箱、素描册。她已经整理了三天，将它们分类为不同的受众和用途。
迭戈、荷兰商人、莱顿学者和两位“新基督徒”代表围坐在桌旁，听她简要介绍：
“这些记录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实用航海信息：太平洋洋流图、季风模式、安全航线、岛屿位置。这些对公司最有价值，我将交给东印度公司——但会保留关键细节，防止滥用。
第二类，民族志记录：太平洋岛屿文化、亚洲混合社群、航海知识系统。这些对学者有价值，我将整理成学术报告，通过大学网络分享。
第三类，伦理反思：基于观察的航海伦理、文化相遇的教训、帝国更替的见证。这些最敏感，但最重要。我建议加密保存，通过记忆网络有限分享。
第四类，个人见证：航行中的具体经历、人物故事、内在挣扎。这些可能以回忆录形式出现，但不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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