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了一项命令：要求宗教裁判所“遵循正当程序”，并允许王室观察员出席审判。
这远远不够，但至少设置了障碍。逮捕规模缩小，一些最知名的目标——包括卡蒙斯——提前离开葡萄牙。
“小胜利，”贡萨洛对家人说，“但代价是：我们被明确标记了。宗教裁判所知道是我起草了框架，是我警告了目标。”
“危险吗？”贝亚特里斯问，努力保持声音平稳。
“增加了一些，”贡萨洛诚实回答，“但我们在宫廷还有朋友，国王还信任我们。只要谨慎。”
谨慎成为家庭日常。信件加密，访客筛选，谈话注意场合。贝亚特里斯的社交仅限于少数可信家庭的孩子，她的教育完全在家中——不是因为她不能去学校，而是因为学校灌输的内容与家庭价值观冲突。
“我觉得像生活在笼子里，”一天，她对母亲坦白，“虽然笼子是金色的，有书籍，有知识，但还是笼子。”
“我知道，”伊内斯拥抱女儿，“但有时候，笼子保护我们不被外面的野兽伤害。等你翅膀更硬，可能找到飞出去的方式。”
“像莱拉姑姑那样？”
“像莱拉姑姑那样。”
贝亚特里斯开始秘密计划：学习意大利语，阅读莱拉寄来的医学书籍，了解欧洲其他国家的教育机会。她不告诉父母，不是不信任，而是想等计划成熟——给他们惊喜，也证明自己的能力。
与此同时，葡萄牙帝国的衰落迹象更加明显。来自印度的报告显示，维持殖民地的成本已超过收益；巴西的殖民进展缓慢且血腥；北非据点接连丢失。国库空虚，但精英阶层拒绝增税改革。
贡萨洛被卷入财政改革辩论。他提出逐步减少军事开支，增加教育投资，改革税制让富人承担更多。提案遭到强烈反对。
“你是在削弱葡萄牙的力量！”一位老贵族在委员会上咆哮。
“不，”贡萨洛冷静回应，“我是在重新定义力量。真正的力量不在有多少战舰，在有多少学校；不在能征服多少土地，在能让多少人民繁荣。”
“理想主义！”
“实用主义，”贡萨洛坚持，“因为当前道路不可持续。数字显示：殖民地收入在下降，开支在上升。要么改革，要么破产。”
辩论没有结果。但贡萨洛的立场进一步孤立了他。只有少数年轻官员和务实商人支持他，大多数既得利益者反对。
回家的马车里，伊内斯握住他的手：“你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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