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开始协助教授解剖学研究——当然是秘密的，女性不允许。每次进入实验室，我都想起祖母拉吉尼的话：‘在限制中创造可能性。’我在这样做。
请告诉父母我一切都好。告诉小贝亚特里斯，她的姑姑在为一个更开放的世界学习……”
贡萨洛放下信，眼中湿润。莱拉找到了她的道路，在限制中开辟空间，像家族的女性前辈一样。
“她比我们勇敢，”伊内斯轻声说，“完全离开了系统。”
“但她需要支持，”贡萨洛说，“经济上，精神上。流亡者往往最孤独。”
“我们有网络，”伊内斯提醒，“通过你母亲在印度的家族，通过萨格里什保存的联系，通过欧洲的学者。莱拉不是独自一人。”
窗外，里斯本的夏夜闷热无风。远处码头传来船只的汽笛声——又一批香料从印度抵达，又一批财富流入，又一批问题堆积。
贡萨洛抱起熟睡的女儿，轻抚她的头发。贝亚特里斯在梦中微笑，无知于她将继承的世界的复杂性。
“为了她，”他对伊内斯说，“我们必须尝试改变系统。即使失败，至少她将来知道有人尝试过。”
二、流亡者的网络
1534年春天，若昂·阿尔梅达六十七岁，站在里斯本港口目送一艘不起眼的商船离港。船上载着三位“新基督徒”学者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几箱伪装成普通货物的书籍——被禁的希伯来文献，阿拉伯科学著作，还有批评教会和国家的文稿。
“又一批记忆离开葡萄牙，”他对身旁的拉吉尼说，声音里有疲惫也有决心，“我们成了记忆的走私者。”
拉吉尼五十九岁，依然保持着沉静的优雅。她挽着丈夫的手臂：“不是走私，是移植。让知识在更肥沃的土壤生长，等有一天可能移植回来。”
过去四年，他们秘密建立了一个网络：帮助受迫害的学者离开葡萄牙，将禁书运往意大利、法国、荷兰，同时接收欧洲的新思想和出版物。他们的研究机构成了地下文化交流中心，表面上是“历史与地理研究”，实际上是异议者的庇护所。
风险在增加。宗教裁判所的影响力扩大，最近开始调查“伪装的天主教徒”和“异端思想传播者”。若昂的研究机构被暗中监视，来访者被记录，信件被抽查。
“我们可能需要准备离开，”一天晚上，拉吉尼对丈夫说，“不是因为我们想，而是因为可能不得不。”
“去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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