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平走后那些天，北京城里头，刘宝忠老是坐不住。
他站在办公室窗户前头，眼睛望着南边，一站就是半天。脑子里头翻来覆去的，就是翠平最后托付的那句话，念成就托付给组织了。
那孩子咋样了？病没病？饿没饿着？有没有人欺负他？
这些话他没跟人说，可心里头放不下。翠平同志，当年在天津那么难的环境，她一个乡下姑娘，愣是撑下来了，没出过岔子。后来则成去了台湾，翠平为了掩护他，按照组织的安排，一个人去了贵州，躲在那偏僻的山沟沟里，一待就是好几年。后来身份变了，成了监督改造对象。可她没有一句怨言，就那么扛着，扛到最后一口气。
临终前，就一个心愿，就托付了这一个孩子。
刘宝忠拿起电话，要了贵州的长途。
电话接通的时候，杜文辉正在局里开会。听说是北京来的电话，赶紧跑回办公室接起来。
“喂？”
“小杜啊，是我。”
“首长！”
“翠平同志临终前把孩子托付给组织。”刘宝忠说，“黑山林村。那地方周围情况复杂，暗处有眼睛盯着，孩子留在那儿不安稳。”
杜文辉没吭声，听着。
“你想个办法，”刘宝忠说，“找个可靠的人，不声不响地把孩子接出来。但不能马上带走，得先找个地方放一放。那周围的眼睛太多，孩子一没，肯定有人盯着。先放接孩子那人家里住一阵子，等风头过了，再安排后面的事。别让人觉着是组织在管这孩子，就当是寻常人家抱养。钱从我津贴里出。”
杜文辉张了张嘴，想说哪能让您出钱，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给刘宝忠当了多年的警卫员，知道老首长的脾气，他说了的事，不兴讨价还价。
“是，首长。”杜文辉说，“我这就去办。”
刘宝忠在电话那头顿了顿，忽然问：“翠平同志的后事……都安排好了没？”
杜文辉一愣，随即说：“安排好了，首长。村里人给买的棺材，埋在黑山林村后山，一个向阳的坡上。我去看过，坟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
“墓碑呢？”
“没立碑。”杜文辉说，“她那身份……立碑太扎眼。就是个小土包，但周围收拾得利利索索的。”
刘宝忠“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杜文辉握着话筒，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刘宝忠才说：“办妥了，给我来个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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