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三下午，台北站那间小办公室。
刘耀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一下，两下，三下……敲得没个规律，心里头跟猫抓似的。
昨天晚上周福海来他家，两人谈了整整一晚上。自从礼拜一在全站干部大会上做了检讨，当众给余则成道歉后，现在整个台北站谁都想在他头上踩一脚。
张万义那个王八蛋，以前见他唯唯诺诺，现在狂得竟敢跟他对着干。上午他去档案室想查点旧资料，老王就挡在门口，硬是不让：“刘处长，您现在是留用察看，按规定不能随便查档案。”
他现在纯粹被边缘化了，整个一个局外人，一个闲人。这口恶气憋在心里，烧得五脏六腑都疼。
刘耀祖冷笑一声，把烟头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火星子溅出来，烫到手背上，他眉头都没皱一下。
“我他妈在军统和保密局干了二十多年！在北平站时跟日本人拼过刺刀，跟共党打过巷战！现在居然让我给余则成那种坐办公室的小白脸道歉？丢人丢到家了。”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办公室小得可怜，走三步就得转身。地板是水泥地，皮鞋踩上去咚咚响，一声比一声重。
走到窗前，他“哗啦”一声推开窗户。外头是台北站的院子，下午三四点钟，太阳斜斜地照着，几个年轻人正在那棵老榕树下抽烟说笑。
他想起余则成那张永远平静的脸，想起余则成说话时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想起余则成看人时那种好像什么都明白，又好像什么都不在意的眼神。
“余则成……”
刘耀祖咬着牙，他不能认这个栽。他要把掉在地上的脸重新捡起来。否则这辈子在保密局再也抬不起头了。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刺耳的铃声在安静的屋里炸开。他吓了一跳，定了定神，走过去接起来。
“喂。”
“处长，是我。”是周福海的声音，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里还有汽车喇叭声，应该是用邮电局的公用电话打的。
“福海，”刘耀祖不等周福海开口，便恨恨地说，“你听着，我要做件大事。”
“处长，您说。”
“我要动余则成。”刘耀祖一字一顿，“就这个月，基隆港。”
电话那头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
“处……处长，”周福海声音发颤，“您是说……”
“绑架。”刘耀祖说得干脆，“把他弄到手，审他。审出东西来，咱们就能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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