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敬中沉默了一会儿。
“耀祖啊，”吴敬中终于开口，“我知道你跟则成有点不对付。年轻人升得快，老同志心里不舒服，我理解。但咱们做事，得讲证据，不能凭猜测。”
“站长，我不是……”
“你先听我说完。”吴敬中打断他，“则成是我从天津带过来的，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这些年，他为党国立过功，流过血。现在到了台湾，正是用人之际，咱们要团结，不能内耗。”
刘耀祖想说话，但吴敬中摆了摆手。
“你要查，可以。”吴敬中说，“但要有真凭实据。要是查不出什么，以后这种事，就别提了。否则影响团结，我对你不客气。”
“是，站长。”刘耀祖低下头。
“去吧。”吴敬中重新端起茶杯，“记住我的话。”
从吴敬中办公室出来，刘耀祖觉得心里堵得慌。
吴敬中明显在保余则成。但为什么保？是真相信他，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刘耀祖不知道。但他知道，现在他手里有毛人凤的条子，吴敬中也松了口，至少表面上松了口。
那就查。
往死里查。
接下来几天，刘耀祖像变了个人。白天在站里，他该开会开会，该签字签字，见了余则成还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但到了晚上，他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看外勤队报上来的监视记录，不是打字机打的，是手写的记录本，一页一页翻。
余则成的生活规律得很。早上七点到站里，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去港口或码头办事，晚上六点左右回家，很少应酬。
但有几个细节，引起了刘耀祖的注意。
第一，余则成每礼拜三下午，都会去一趟中山路的“光明照相馆”。每次待半小时左右，有时候是取照片，有时候是买胶卷。
第二，他每个月都会去一次码头，不是公事，就是一个人去，在码头边站一会儿，看看海，然后离开。
第三，他住处附近有个邮筒，他几乎每天下班都会路过，但很少寄信。可外勤队注意到，有个戴帽子的男人，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在邮筒附近转悠，有时候会往里面扔东西。
刘耀祖把这些细节都记在自己的工作本上，用红笔圈出来。
照相馆、码头、邮筒。
这三个点，连起来像什么？
他想起以前在北平破获共党地下电台时，那些人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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