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压力。
实验室的工作需要高度专注和理性，处理复杂的科研数据和人际协调已经够费神。
下班回家，她还想陪陪年幼的儿子董子君，和丈夫董贺有些高质量的相处时间。
可养母的电话常常在不合适的时间打来，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内容沉重重复，让她的情绪也跟着低落、烦躁。
她害怕看到舒梨的来电。
不是不爱养母，而是害怕那种被迫沉浸于负面情绪漩涡、却又无力改变任何事的无力感。
舒梨似乎完全把她当成了情绪垃圾桶，只顾着自己倾倒，很少真正关心她周海琼今天累不累，工作顺不顺利，小外孙乖不乖。
有一次，儿子董子君发烧，她正在医院守着，舒梨的电话打来，又是哭诉谈馥郁某句“不敬”的话。
她焦心孩子，又不得不分心应付养母，语气难免流露出一丝急促。
舒梨立刻敏感地察觉了，委屈道：
“海琼，你是不是嫌妈妈烦了？连你也不耐烦听我说话了？我就知道，我现在是个人人嫌的老太婆了……”
周海琼只好压下心头的焦虑和疲惫，更耐心地安抚。
挂掉电话后，看着病床上儿子烧红的小脸，她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和委屈。
为什么她就必须永远做那个包容的、倾听的、不能有半点厌烦的女儿呢？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她如今体会深刻。
谈馥郁有她的立场和道理，甚至手段；
周祁山有他的选择和考量；
养母舒梨有她的委屈和局限。谁对谁错？根本是一笔糊涂账。
她周海琼，一个嫁出去的女儿，一个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的独立女性，能做什么？
去指责谈馥郁？她没那个立场，也没那个胆量（谈馥郁的气场确实慑人）。
去劝说周祁山？他现在明显更重视新婚妻子。
去改变养母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几十年了，谈何容易。
她只能忍着。在舒梨打来电话时，尽量调整好情绪，戴上耐心温和的面具，
听着那些已经能背下来的控诉，说着那些自己都不太信服的安慰话。
挂掉电话后，常常需要独自发呆好一会儿，才能把那股憋闷压抑的情绪排解掉，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
有时候，丈夫董贺看出她的低落，会问她怎么了。
她只是摇摇头，说“没事，妈妈有点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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