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雷诺阿先生。”
威叔抬起头，昏黄的眼珠里映着阳光。
“黑泽明…就是送你那张坐在缘侧看树照片的日本老先生？”
赵鑫点头。
威叔沉默下去，目光重新落回手中的信纸上。
半晌，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不得。”
然后，他更加专注地擦拭起来。
仿佛要将那张承载了七十年等待的信纸，擦得再亮一些。
赵鑫翻到策展方案的核心部分，指尖点着分段标题。
“整个展览，他们计划分成四个叙事单元。”
“第一单元，‘源头’。展出亚洲各地最原始的叙事母体：民间传说、神话史诗、口述历史记录、甚至祭祀仪式中的歌谣。他们要告诉观众，亚洲电影的魂魄，最初是从什么样的土壤里萌发的。”
“第二单元，‘河流’。梳理亚洲电影史的主动脉，从默片时代的探索，到战后黄金期的杰作，再到各地新浪潮的勃发。这个单元的选片权，交给了黑泽明先生。”
“第三单元，‘支流’。聚焦于正在发生的、未被主流完全看见的涌动，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因各种原因未能面世的实验影片，边缘群体的自我记录。他们称之为‘正在发生的未来’。”
说到这里，赵鑫停了下来。
威叔停下擦拭，看着他，等待下文。
赵鑫深吸一口气，声音变得更缓、更沉：“第四单元…他们命名为‘容器’。”
他再次从衬衫内袋里，取出那封跟随他远赴巴黎又归来的槟城来信，轻轻放在摊开的策展方案旁边。
薄薄的信封，与厚重的文件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策展方案上，对这个单元的描述是：展出那些本身并非艺术品，却承载了集体记忆与个人情感的日常物件。是这些容器，让流动的故事得以沉淀、凝固，并传递下去。”
他看向威叔，“他们希望我，从亚洲的不同角落，收集这样的‘容器’。家书、旧照、手稿、一张褪色的票根、一枚异国的糖纸、一个生锈的铁盒…集中放置在展厅最中央。让巴黎的观众看见，在亚洲，故事是以这样一种具体而微的方式，被一代代人小心收藏的。”
威叔的目光，牢牢锁在那封信上。
信封上，槟城“汕头街”的邮戳，与巴黎“戴高乐机场”的邮戳并列。
像两枚跨越重洋的时空印章。
他伸出手，不是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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