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卖新闻》的：“赵先生，您的电影在日本也有上映。日本观众能看懂吗？”
赵鑫想了想。
“亚洲各国的语言虽有差异，但受汉文化影响，彼此的精神是共通的。日本也有离散的人。不是只有华人会离散。人都会离散。问题是离散之后，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的来处。”
说罢，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每个记得来处的人，都能看懂。”
第五个问题是法国《电影手册》的，一个金发女记者站起来。
语速很快：“赵先生，您的电影在欧洲，也获奖无数。您怎么看待欧洲电影？”
赵鑫笑了。
“欧洲电影很好。他们问的问题也很深刻。但他们问的是，人能走到哪？道德的边界，情感的边界，存在的边界。这些是欧洲人的问题。”
记者追问：“我们的问题不一样在哪？”
赵鑫说：“我们问的是，我从哪来，要到哪去，还有谁在等。欧洲电影拍悬崖，我们拍悬崖下面的人。他们问，人还能承受多少？我们问，承受了那么多，为什么还能站起来。”
他顿了顿。
“这不是高低的问题。是各自对自己认知的差异。”
他顿了顿。
“这些问题小，但小的问题，才是真的问题。”
新闻发布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赵鑫走出半岛酒店，站在门口。
威叔站在台阶下，抱着那个木盒。
“赵总，回家吗？”
赵鑫点点头。
他上了车，威叔坐在前面。
车子慢慢开动，穿过中环，穿过铜锣湾，穿过北角，往清水湾开去。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傍晚六点，香港红磡体育馆外，已经堵得水泄不通。
不是堵车，是堵人。
从柯士甸道到红磡站，马路两侧站满了人。
有人举着牌子，有人拿着相机，有人什么也不拿，就那么站着看。
维持秩序的警察，用扩音器喊了半小时，喊到嗓子都哑了，人群还是纹丝不动。
一辆白色平治停在红毯入口，车门打开，谭咏麟钻出来。
他今天穿着白色西装，头发吹得一丝不乱，领口别着一朵红色胸花。
刚站稳，旁边就炸了锅。
“阿伦！阿伦！”
“看这边！”
“签个名啊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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