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报还给杨德昌，没说话，又拿起筷子继续吃便当。
杨德昌看着他：“你就这反应？”
“不然呢？”
“不想说点什么？”
侯孝贤想了想：“想说的话，去年已经说过了。”
去年这个时候，《童年往事》刚上映。
首周票房一般，第二周开始往上走，第三周台北的几家戏院开始加场。
有记者来采访。
问他对票房有什么期待，他说：“有人看就行。”
后来真的很多人看。
不是那种万人空巷的看，是慢慢的口口相传，今天你告诉我，明天我告诉他，后天他带着全家去。
一直到今年这个时候，还在一些小戏院里，断断续续地放着。
杨德昌那部《恐怖分子》，也一样。
上映的时候被骂太冷、太闷、看不懂。
骂着骂着，那些骂的人忽然发现，自己怎么还在想着那部片子？
想着里面那些人物，那些走投无路的眼神，那些沉默的长镜头。
想着想着，又去买票看了一遍。
侯孝贤把便当吃完，放下筷子，看着剪辑台上定格的画面。
“德昌，你说那些人，为什么要看第二遍？”
杨德昌想了想：“因为他们第一次没看完。”
“什么意思？”
“第一次看的时候，他们带着过去的自己进去的。看到一半发现不对，那个过去的自己，接不住这片子。所以得再看一遍，换成新的自己进去。”
侯孝贤沉默了一会儿。
“你这个说法，跟我妈说的差不多。”
“你妈说什么？”
“她说，有些东西，要等长大了才看得懂。不是东西变了，是你在变。”
杨德昌笑了一下。
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
剪辑室的门又被推开，进来的是朱天文。
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看见杨德昌也在，愣了一下：“都在啊。”
侯孝贤问：“谁的信？”
“香港来的。”
她把信递过去。
侯孝贤接过来，拆开，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他看完，递给杨德昌。
杨德昌接过来看。
信很短，是赵鑫的字迹：
“老侯、德昌：第八届金像奖报名截止到三月底。《悲情城市》剪完赶得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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