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上，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吃饭，桌子中间，摆着那个铁盒。
徐小凤的食盒里，换了新的娘惹糕，还有一封邓丽君的信。
她还在永春，又录了两位老人的歌，一个九十六，一个九十二。
顾家辉和黄沾一起走过来。
顾家辉手里拿着那张五线谱，折痕已经快磨破了。
“第二十三版。”他说，“新加坡那边说，可以压碟了。”
黄沾把那瓶茅台，往石板上一顿：“老顾，这瓶酒，等《故土之心》首映那天开。”
许鞍华走过来，手里拿着那支红蓝铅笔。
笔杆还是那支，笔尖又削过几次，短了一截。
“分镜写完了。”她说，“第八十二场。最后一场，是那个老人在凤凰木下等人。”
周慧芳最后一个走过来。她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报表。
“1982年第一季度，鑫时代出品电影一部，《船票》，成本一千二百万，亚洲票房一千八百万。还在放，还没完。”
她把报表，放在石板上。
赵鑫站在人群后面，听她念完。
他走过去，蹲下来，看着石板上那些东西。
又多了几样。
谭咏麟的新橘子。
槟城阿伯的新照片。
邓丽君的信。
许鞍华写完的分镜本。
十八样东西了。
十八个人的记性。
他对着食堂的方向，喊了一嗓子。
“过年好！”
没人回答他。
但所有人都笑了。
1982年6月，赵鑫去了趟美国。
不是去纽约看《船票》首映，是去洛杉矶，参加一个电影论坛。
论坛的名字很长：“全球化时代的电影与价值观”。
主办方是南加州大学，请了十几个国家的导演、制片人、学者，每人讲二十分钟。
赵鑫是最后一个讲的。
他上台前，把笔记本翻开，看了最后一眼。那页纸上只写着三行字：
观众是一个公约数。
他们信什么？
你让他们信什么？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讲台前。
“我叫赵鑫，从香港来。”
他停顿了一下。
“我拍电影的时间不长，只拍过六部。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观众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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