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七日傍晚，上海谢晋寓所。
梧桐叶子，一动不动地贴在灰蓝的天上。
像裱糊匠刚刷完浆糊，还没干透。
谢晋坐在藤椅里，膝头摊着三份剧本。
每一份封面上，都盖着一枚红戳，三枚红戳，对应着三个日期：
四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三日、七月十八日。
他把剧本摞起来，边缘对齐，动作很轻。
六十三岁的人了，手还很稳。
一九四八年进厂，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师傅当时说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三十年过去，他把几代中国人的眼泪，都拍进了胶片里。
如今三份剧本摞在桌上，像三块还没烧就凉透的煤。
他拨通了香港的长途。
电话那头的转盘声，慢吞吞转回来。
一下，两下，三下。
七位数字。
他等。
“谢导？”
赵鑫的声音隔着海，隔着边界，隔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传过来。
有一点杂音，像收音机没调准频道。
“小赵。”
谢晋说，“三部，全毙了。成荫说我这回心太大了。”
电话那头没接话。
“他说得对。”
谢晋顿了顿，“打电话给你，是想说一声。对不住。”
他听见赵鑫站起来，椅子腿蹭过地板。
然后是脚步声，然后是窗玻璃外头，隐隐约约的风。
凤凰木的叶子落尽了吗？
他没见过赵鑫在香港的办公室。
但他听过很多次威叔扫落叶的声音。
赵鑫也在电话里形容过，说那声音一下一下的刮过地面，像秒针。
“谢导。”
赵鑫说，“我游过来那年，刚二十岁。”
谢晋没出声。
“在海里快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赵鑫顿了顿，“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窗外梧桐叶子，还是不动。
谢晋看见自己的手握着话筒，骨节微微泛白。
“您说那是什么？”
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不是爱。是比爱更早的事。是她一叫我，我就得应。应了二十年。”
谢晋张了张嘴，只发出一个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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