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拍摄第十六天。
凌晨三点四十一分，深水埗福荣街后巷。
张国荣蹲在一家，通宵营业的粥铺门口。
身上裹着件从道具组借的旧军大衣，头发刻意的乱糟糟。
脸上留存着三天没刮的胡茬，在路灯下泛着青灰。
他手里拿着笔记本，铅笔在纸页上快速移动。
粥铺老板，一个六十多岁、背微驼的阿伯。
正把熬了一夜的白粥，舀进保温桶里。
动作慢得像在举行某种仪式。
他偶尔抬头看张国荣一眼，眼神浑浊，但没赶人。
“阿伯，您每天几点开档？”
张国荣轻声问，声音里带着熬夜的沙哑。
“三点。”
阿伯头也不抬，“三点起火，四点下米，五点头批粥成，卖到上午十点收档。三十七年啦，冇一日停过。”
“为什么是三点？”
阿伯停下动作，看了他一眼：“后生仔，你试过天未光就肚饿嘅感觉冇？码头工人三点落班，清洁工三点开工，的士司机三点交更。佢哋都要食啖热嘅。”
张国荣在笔记本上写下：凌晨三点，被遗忘的人的开饭时间。
他陪阿伯坐到五点。
看着第一批客人，确实是码头工人打扮，满身鱼腥味；
然后是清洁工，橙色制服在昏暗光线下像锈迹；
最后是两个的士司机，边喝粥边抱怨油价又涨了。
五点半，天蒙蒙亮。
阿伯突然说：“你系拍戏嘅吧？”
张国荣点头。
“拍乜戏？”
“拍一个倒霉蛋。借高利贷，中彩票被抢，想自杀都死唔成那种。”
阿伯沉默地搅动粥锅，热气模糊了他的脸。
“后生仔，”
他开口，声音像从很深处传来。
“我个仔，十年前借高利贷赌马，输到扑街。债主追上门，佢从四楼跳落来。冇死到，瘫咗。”
张国荣笔尖，停在纸上。
“但佢而家仲喺度。”
阿伯看向巷子深处的一扇小窗，“每日我收档，就推佢出去晒太阳。佢话，老豆，原来死唔到，先系最难受嘅。”
粥铺里安静得，能听见米粒在锅里翻滚的声音。
“你要拍倒霉蛋，”
阿伯舀了碗粥，推给张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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