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澜承认，当年那个名额，他志在必得。他与苏晚晴当时感情已出现裂痕，竞争的压力让关系更加紧张。在得知选拔将极度看重那场汇演后，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心中滋生。他利用熟悉琴房管理和钢琴结构的便利，在演出前一天深夜，悄悄潜入，用专业工具极其轻微地调整了苏晚晴将要使用的斯坦威钢琴中音区几个关键弦轴的张力。这种调整极其精细，常规检查难以发现，但在演奏李斯特《钟》那种需要极大力度和速度的曲目时，会导致琴弦震动产生细微却不和谐的泛音偏移，足以干扰甚至摧毁演奏者的信心和节奏。他成功了。苏晚晴演出失常，与名额失之交臂，并从此一蹶不振。而他，则踏上了星光熠熠的道路。
多年来，这份罪恶感如同附骨之疽，被他用成功和距离深深掩埋。直到苏晚晴开始给他发邮件。起初是匿名的，充满音乐隐喻的质问，后来逐渐直接，翻出旧事，字字泣血。她并没有确凿证据，但她的怀疑和指控本身，就像一把对准他咽喉的钝刀。她要求他公开道歉，承认所作所为，否则就将她“搜集”到的所有“线索”和她的推论公之于众。
“她说我是‘锈蚀的齿轮’，毁了她的乐章，也让我自己的音乐永远带着杂音。”安澜惨笑，“她越来越偏执，说要‘清理’掉一切不干净的东西……我害怕了。我拥有的一切——名誉、地位、事业——都可能因为她的话而崩塌。”
案发当天，他主动约苏晚晴在琴行见面，想做最后的谈判，甚至愿意支付巨额的“补偿金”。但苏晚晴拒绝了金钱。她拿出那个刻着字的旧节拍器，冷笑着说：“你看，时间还在走，但东西早就脏了。就像你。” 谈判彻底破裂，苏晚晴情绪激动，声音尖利地指责他，并威胁立刻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恐惧和巨大的愤怒。”安澜眼神空洞，“我看到她手里的节拍器，那么重，那么结实……我抢了过来，她还想夺回去，我抓住她的手腕……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就砸了下去……就一下……”
他描述了自己行凶后的惊慌，以及随后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戴着手套（他事先担心争执，特意戴了一副普通的棉线手套），清理现场，布置成自杀假象的过程。他特意选择了那页摊开的、车尔尼琶音练习曲的琴谱，认为这符合苏晚晴“练习出错导致崩溃”的叙事。然后他观察街道，快速离开，绕路返回。
“我以为……天衣无缝。”安澜喃喃道，“一个对音乐走火入魔的完美主义者，用象征节奏和规范的节拍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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