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了塑造我们‘公正、懂艺术、与卑鄙小棒棒划清界限’的高姿态。”铃木解释道，“同时，向华夏释放足够的‘善意’和‘尊敬’，把他们的情绪从‘对敌’部分转移到‘被认可’的愉悦上，至少，降低直接敌意。”
“第二步，”他继续道，“官方沟通。由文化厅长官亲自向华夏文化部发出贺信，祝贺他们在汉城取得的辉煌艺术成就。用词要……嗯，学习华夏古代外交文书，什么‘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什么‘友好邻邦，文化同源’，什么‘仰望华夏文明博大精深，心向往之’。总之，怎么肉麻怎么来，怎么谦卑怎么来。
然后，在信的末尾，‘非常遗憾且羞愧地’提出，鉴于华夏代表团展现出的艺术水准如此之高，远超我方预期，我方深感自身准备严重不足，仓促接待恐玷污如此高水平的艺术交流，更恐怠慢了远道而来的大师们。因此，‘恳请’华夏方面谅解，将原定于三月下旬的交流活动，推迟三个月，以便我方‘充分准备’，‘以最诚挚的姿态迎接华夏文化使者’。”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有人觉得这姿态未免太低，有些屈辱；但也有人眼睛亮了，觉得这或许是眼下唯一的缓兵之计。
“他们会答应吗？”有人问。
“大概率会。”铃木笃定地说，“华夏是礼仪之邦，讲究‘礼尚往来’，更讲究‘以德服人’。我们摆出如此低的姿态，如此‘诚恳’地承认不足、请求时间准备，他们若断然拒绝，反而显得气量狭小、咄咄逼人，不符合他们一贯宣称的‘大国风范’。国际上也会觉得他们得理不饶人。这是阳谋。”
“那三个月后呢？”小林启介追问，“三个月，我们能准备出足以抗衡他们的阵容和作品吗？”
铃木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平静无波：“三个月后，自然有三个月后的说法。也许，我们突然发现，需要更深入地‘钻研学习’华夏某位大师的技法，时间还是不够；也许，国内突然发生了需要举国关注的‘自然灾害’……总之，理由总是有的。
关键是，我们要把‘谦卑好学’、‘力有不逮’的姿态做足，把‘拖延’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拖到华夏民众的热情自然消退，拖到国际关注点转移，拖到……或许出现新的变数。”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几分，带着一种冰冷的现实：“别忘了，我们的西方‘盟友’们，会乐于见到一个持续强势、在文化领域也展现碾压姿态的华夏吗？他们不会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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