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着照明。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灰尘和淡淡霉味混合的气息。向达，一位三十出头、面容清瘦、目光却异常坚定的中国学者，正伏在一张宽大的橡木桌前，小心翼翼地翻阅着一卷褪色严重的敦煌写本。他戴着白手套，呼吸都放得很轻，生怕惊扰了这些脆弱的千年遗珍。
他是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派出的交换馆员，实际肩负着更为艰巨的使命：尽可能多地抄录、研究流散在英、法、德等国的敦煌文献，为劫后余生的中国学术界抢救回一些原始资料。
他面前的这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代写本，笔力遒劲，墨色如漆，纸张虽然泛黄，却保存得相对完好。但向达知道，这卷经，以及这间阅览室里成千上万类似的卷子，本应躺在祖国西北的敦煌石室里。它们是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以“研究”为名，用近乎掠夺的方式运到这里的。
每触摸一次这些冰凉而珍贵的纸页，向达心中就交织着复杂的情绪：有对古人书法艺术和佛学智慧的赞叹，有对文献得以保存的庆幸，但更多的是锥心刺骨的痛惜与屈辱。这些中华文明的瑰宝，如今却要中国学者远渡重洋，在别人的图书馆里，受着种种限制（如不准拍照、抄录时间严格、部分精品不轻易示人），才能看到自己祖先的遗产。
他用蝇头小楷，在特制的薄纸上，一丝不苟地摹写着经文，同时记录下卷子的编号、尺寸、纸张特征、题记、乃至每一个朱笔批点和印章。这不仅是抄录内容，更是为这些流散的“游子”建立一份尽可能详细的“身份档案”。他知道，国内如陈寅恪、陈垣等先生，正望眼欲穿地等待这些抄本和记录，以推进被中断的敦煌学研究。
手指冻得有些僵硬，他呵了口气，继续工作。旁边的座位上，还有几位来自日本或欧洲的学者，也在埋头研究。有时，他会听到他们用外语讨论着某些写本的内容，语气中充满学术发现的兴奋，却很少提及这些文献来自何处、如何而来。那种将东方文明遗产视为“世界学术公器”而淡化其掠夺原罪的姿态，让向达感到一种无声的压抑。
休息时，他走到窗前，望着巴黎灰蒙蒙的天空和湿漉漉的街道。他想起了西北的戈壁、敦煌的狂风、以及那些空空如也的石室。他想起了出发前，馆长袁同礼先生的嘱托：“此次西行，不为镀金，不为虚名。乃是为我中华文明，索回一部分被夺走的记忆。片纸只字，皆关国魂，务必尽心。”
他摸了摸内衣口袋里一张小小的、已经磨损的照片，那是他与妻子和幼子的合影。为了这项清苦而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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