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部从某个败落书香门第流出的、带有明显明遗民思想的诗文集手抄本；一批从皖南祠堂拆卖得来的明代家族谱牒和地契文书；甚至还有几件小而精的鎏金铜佛像和玉器，来自某座在战乱中荒废的寺庙。
方眼钱不在乎这些是什么“文明记忆”。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货”，是能换来真金白银的“俏货”。洋人喜欢这些老东西，不管是研究还是收藏，出价都比国内那些穷酸秀才或破落户大方得多。至于这些东西出去后，洋人会怎么写文章，会不会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中国人“迷信”、“落后”或者“家族制度僵化”，那不是他关心的事。乱世求生，赚钱第一。
阿贵则更清楚洋人的心思。他的洋上司劳伦斯，不仅是商人，也对“东方学”颇有兴趣，经常将收购来的文物古籍，寄回英国给皇家亚洲学会或大英博物馆的朋友。劳伦斯曾酒后对他说过：“阿贵，要了解一个民族，征服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神祇，他们的家族是怎么运作的。这些东西，”他指着仓库里的文物，“就是钥匙。”
阿贵似懂非懂，但他知道办好这件事，自己在洋行里的地位就更稳，佣金也更丰厚。至于“钥匙”会被用来打开什么样的门，他懒得去想，也不敢去想。
货物装车完毕，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黄浦江边的码头，那里有怡和洋行的货轮，即将起航前往伦敦。这些承载着江南地区民间信仰、家族历史、地方文献的记忆载体，就这样被贴上“东方古董”或“研究资料”的标签，开始了远渡重洋的旅程。
像方眼钱和阿贵这样的中间人，在晚清至民国的口岸城市并不少见。他们是文明瑰宝流失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上承因战乱、贫困或愚昧而被迫变卖祖产、文物的原主（或盗卖者），下接拥有资本、知识和殖民野心的外国收购者。他们或许没有直接拿起刀枪，但他们促成的交易，却在持续地、无声地抽空这个文明机体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凭证。
更可悲的是，其中一些人，如阿贵，本身也是这个文明的子孙，却在利益的驱使或生存的压力下，成为了协助外部势力“理解”（实则是肢解和定义）自身文明的帮手。这种内部的“搬运工”角色，使得文明记忆的流失不仅发生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也发生在看似平常的商业交易和“学术交流”之中。
方眼钱不会知道，他卖出的那批家族谱牒中，可能就记录着沈怀瑾家族旁支的迁徙信息；那些明遗民诗文集里，或许就藏着关于“隐屿”的隐晦诗谶。阿贵更不会想到，劳伦斯寄回的那些“研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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