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推进线】
2034年初，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一间古老的阶梯教室。
能容纳三百人的教室座无虚席，连走道和后排空地都挤满了人。听众成分复杂：有本校师生，有来自欧洲各国的研究者，有媒体记者，也有不少明显是来自华裔或亚裔背景的年轻面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学术好奇、文化对峙与历史焦灼的独特张力。
今天，这里将举行一场特殊的讲座。主讲人并非索邦的教授，而是应“法兰西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一个非主流系科之邀前来的陈思源。讲座的题目颇具挑战性：《汉学的诞生与重构：知识、权力与文明镜像》。
邀请方内部对此争论激烈，支持者认为这是“真正的跨文明对话”，反对者则视之为“特洛伊木马”。最终，在院长和部分开明学者的坚持下，讲座得以举行，但附加了严格条件：内容需提前报备，现场设有学术委员会成员列席，并且安排了超长的问答辩论环节。
陈思源站在讲台上，神色平静。他身后的大屏幕显示着简洁的标题和中法双语提要。他没有穿正装，只是一件深色衬衫，与台下许多学者考究的衣着形成微妙对比。
“女士们，先生们，”陈思源的开场白平实而直接，“‘汉学’（Sinologie），作为西方知识体系内一个专门研究华夏的学科，其确立通常被追溯至19世纪。我们今天不讨论其具体学术成果——其中不乏严谨扎实的贡献——而是试图回到它的起点，审视塑造其最初范式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殖民扩张的时代精神、科学种族主义的理论工具，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
他点击控制器，屏幕出现一幅19世纪中叶的欧洲漫画，描绘着一个身穿清朝官服、拖着长辫、神情呆滞愚昧的中国人形象，旁边标注着“东亚病夫”之类的字样。
“汉学诞生的年代，正是欧洲凭借工业革命和殖民武力，在全球建立起政治、经济和文化支配地位的时代。”陈思源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室里清晰可闻，“华夏，作为曾经被启蒙思想家理想化的‘镜鉴’，此时已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沦为‘病夫’。这种权力关系的根本性逆转，深刻影响了汉学研究的基本预设：华夏不再是一个可能蕴含普世智慧的文明对话者，而是一个需要被‘科学’解剖、被‘历史规律’宣判为‘停滞’或‘衰落’的‘研究对象’。”
他展示了早期汉学家如理雅各（James Legge）、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的著作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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