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启发、再创造’。莱布尼茨本人或许不认为这是‘窃取’，他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在‘发现’一种普世的数学语言，而东方古老智慧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但站在知识传播史的角度，源头和影响关系需要重写。”
柯林斯教授用手指缓缓按摩着太阳穴，他感到一种认知框架被撬动的眩晕。“即使我们接受这一点，承认二进制思想的形成受到了《易经》的直接启发，这毕竟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案例。华夏学派试图构建的宏大图景——即西方近代科学崛起大量依赖了经由传教士系统转移并改头换面的华夏知识体系——这需要无数个类似‘齿轮与卦爻’的案例来支撑。”
“这正是我们启动‘全球技术同源比较数据库’的原因。”陈思源回应，语气平和但坚定，“我们不寻求简单的‘源头替代论’，那是粗糙且不智的。我们寻求的，是在全球文明交流史中，更完整、更公正地呈现知识流动的多向性与复杂性。承认莱布尼茨受《易经》启发，无损于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光芒，反而展现了人类智慧跨越文明藩篱的交融力量。但问题在于，为何在长达数个世纪的主流叙事中，这种‘启发’被淡化成了‘巧合’？为何更多类似的‘启发’线索，被淹没在档案的尘埃里，或被有意无意地贴上了‘欧洲原创’的标签？”
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科技史专家沉吟道：“这可能涉及更复杂的心理和机制。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时期，欧洲学者急于构建一个与中世纪神学断裂、直承古希腊的‘新传统’。来自东方的、同时代的知识输入，与这一构建‘纯粹古典谱系’的诉求存在张力。吸收的同时进行‘改名换姓’或‘渊源重塑’，或许是某种无意识的‘学术整合’，也可能……带有确立自身文明主体性和优越性的时代需要。”
林薇点头：“我们理解这种历史复杂性。因此，‘文明复兴研究院’提出的合作研究计划，并非要掀起一场‘知识归属’的诉讼，而是要发起一场‘知识考古’的联合发掘。让我们共同梳理，在近代早期这个关键时段，究竟有多少知识元件，在欧亚大陆两端之间进行了传递、翻译、误解、再阐释和再标签。这不仅是华夏的历史，也是全球科学史走向更加客观、包容的必要修正。”
柯林斯教授与几位西方同行交换了眼神。他们看到了华夏学者并未采取咄咄逼人的指控姿态，而是提出了一个基于实证、开放合作的严谨研究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防御心理。
“数据库将如何运作？数据标准和准入机制是什么？”柯林斯问了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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