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性的对比列表。有些对应......过于精确了，尤其是双动式风箱与双作用气缸原理的图解类比。而《天工开物》在国内失传，却在18世纪初的法国出现了带有详细注释的节译本，这个时间点，恰好是欧洲某些关键技术突破的前夜。作为科学史研究者，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和结构上的‘相似’。”
“相似不等于源流！”施密特反驳，“人类面对相似的自然问题，完全可能独立发展出相似的技术解决方案！这就是多起源论！”
“那如何解释那些带有明确汉字术语和明代计量单位的批注，出现在所谓的‘欧洲早期设计图’上？”勒克莱尔追问，“我在华夏学者提供的模糊图像里，辨认出了一个词‘升’，这是中国的容量单位。它出现在一张标注为‘1540年意大利某工程师’的抽水机草图边缘。这又怎么用‘独立发明’解释？”
休息室里再次陷入沉默。炉火噼啪作响。
来自牛津的考古学家，大卫·艾博特教授，一直摩挲着手中的烟斗，此刻缓缓开口：“我从考古物质文化的角度说两句。华夏学派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是：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拥有如此辉煌的文明，但其留下的、可供大规模分析的日常生活废弃物（陶片、骨器、冶炼渣、农作物遗存）的堆积规模和系统性与同时期的秦汉帝国相比，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尤其是在一些被认为是‘中心城市’的遗址。我们以往用‘保存条件不同’、‘发掘不充分’解释。但......如果放在全球视野下对比，这确实是个需要正视的疑问。不是要否定整个古典文明，而是我们的考古解释模型，是否需要纳入更多变量？比如，文献记载的‘辉煌’与考古揭示的‘物质基础’之间，是否需要更审慎的校准？”
“大卫，连你也......”施密特教授难以置信地看着艾博特。
“我不是倒向华夏叙事，”艾博特冷静地说，“我是认为，他们的质疑，迫使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痛苦的学术自查。不是毁掉大厦，而是检查地基的每一块砖石是否都如我们以为的那样坚实。这工作本该由我们自己主动做，现在却被外力推动，是有些尴尬，但未必是坏事。”
柯林斯教授听着同事们的争论，脑海中却浮现出杭州研讨会上，那位华夏学者唐先生平静而坚定的眼神，以及他展示的关于韩愈原文被元清两代篡改的详尽文本流变图谱。那种对文字细节的执着考据，那种对历史叙事被权力扭曲的敏感，恰恰是西方“语文学”（Philology）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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