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基石是批判性史料分析、跨文明比较，以及对任何单一叙事保持警惕。华夏的文献系统固然庞大，但其本身也是历代权力构建的产物，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解构。例如，明代编纂《永乐大典》，固然是文化盛举，但难道不同时也是权力集中背景下，对知识进行标准化、甚至可能隐藏或抹除异见的过程吗？将这样的文献系统视为不容置疑的连续证据，是否落入了传统‘圣典史学’的窠臼？”
他继续攻击基因证据：“人类基因组研究是强大的工具，但解读需极度谨慎。单倍群的分布可以提示迁徙，但无法直接等同于文化认同或文明主体性。历史上，征服者融入被征服者基因池是常见现象。仅仅基因连续，不能自动证明文明核心未曾经历断裂或主导权转移。”
最后，他针对那些流散文献：“至于那些所谓‘东方来源’的手稿，在严格的文献鉴定、 provenance（来源）考证完成之前，尤其是在缺乏从东方到西方传播路径每一个中间环节的实物证据链之前，过早下结论是危险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抄写员借鉴、模仿甚至虚构‘异域智慧’的例子并不罕见。我们不能看到汉字或类似东方的图案，就断言其必然源于华夏，这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东方主义’想象。”
柯林斯的发言，条理清晰，直指华夏学派方**的核心软肋——对自身传统文献系统的批判性不足，以及跨文明证据链的绝对严谨性要求。他的话语赢得了台下不少西方学者，甚至部分亚洲学者的点头或低声赞同。会场内支持华夏学派和坚持传统西方范式的两派观点，第一次在如此高规格的国际平台上形成了尖锐的对峙。
陈思源面对柯林斯的质疑，并未露出愠色，反而在对方发言结束后，要求再次简短回应。
“感谢柯林斯教授的深刻质疑，这正是学术对话的价值所在。”陈思源平静地说，“关于文献批判，我们完全同意。研究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利用现代数字人文方法，对华夏古籍进行大规模的版本校勘、异文分析与编纂语境还原，并非全盘盲信。但批判的起点，应是文献本身，而非预先假设其‘必然为权力虚构’。关于基因证据，我们强调的是‘连续性’这一客观现象，并寻求与文献、考古证据的互证，而非简单的基因决定论。至于流散文献，柯林斯教授要求完整的传播链证据，这很合理。这也正是我们下一步国际合作研究的重点。但与此同时，”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全场，“当我们审视某些被奉为西方古典文明基石的巨著时，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