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掠部队/机构 | 劫掠地点 | 文献类型/名称 | 数量（册/卷） | 目前疑似存放地点 | 证据来源备注
清单长度令人窒息——整整四百二十七行，时间跨度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到1945年日本战败。
沈教授快速滑动屏幕：“看这里，1900年，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劫掠地点北京翰林院，文献包括《永乐大典》残卷、明代兵部档案、传教士文献等，数量‘约三千册’，目前存放地点‘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东洋文库’。”
林薇指着另一行：“1937年，南京……日本‘学术调查班’，劫掠地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天哪，连《清实录》底稿、殷墟甲骨文拓片、宋代地方志孤本都被打包运走了。”
陈思源注意到更晚近的记录：“1942年，日本‘满铁调查部’，在东北系统搜集和购买（实为强迫低价收购）民间家谱、地方志、工商档案，数量‘逾十万件’，目前存放‘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日据时期移交）’？等等，怎么还有韩国？”
“日据时期，朝鲜半岛的文献机构也被日本控制，许多从中国掠夺的文献被转运到汉城（今首尔）‘统一保管’。”吴老解释道，“战后有些被归还，但大量仍滞留韩国，成为韩日历史争议的焦点之一。”
沈教授继续往下看，脸色越来越沉：“不止文献。还有实物——天文仪器、测绘工具、古地图原稿……看这行：1938年，日本‘北支那方面军特务部’，从山东某清代藏书楼劫掠《康熙皇舆全览图》铜版原版一套三十六块，以及配套的测绘手稿。目前存放‘日本国会图书馆地图部’。”
“《康熙皇舆全览图》……”陈思源记得，“那是清代最精确的全国地图，由传教士协助测绘，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三角测量法。铜版原版的价值……”
“不亚于《永乐大典》。”沈教授沉声道，“而且，如果结合我们之前发现的《四海总图》，对比清代测绘技术与中国传统制图技术的差异与断裂，会有更多发现。”
林薇突然说：“你们看最后几行备注。”
滚动到最后，有几行红色字体的备注：
“据海外学者透露：日本战败前夕，曾有计划销毁部分敏感掠夺文献（特别是涉及中国边疆史地、海洋权益、资源分布者），但因投降突然未完全执行。部分文献被秘密转移至私人收藏或第三国（如菲律宾、巴西）日裔社团保管。
另：美国战略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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