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二月初七。
大理寺正堂的审讯已进入第五日。最初几日，案情推进尚算顺利，但随着调查深入，阻力开始显现。
这日传唤的是原户部度支司一名主事，曾负责审核太仓与军械监之间的部分钱粮往来账目。此人姓周，年约四旬，面白微须，在堂上战战兢兢，回答问话时眼神闪烁。
“……去岁十月，太仓拨往军械监左署的生铁计三千七百斤，账目在此。”周主事捧着一卷账册，手指微微发抖。
萧瑀接过账册细看，眉头渐锁：“账目所载三千七百斤，然据军械监左署接收记录，实收仅两千八百斤，差额九百斤。此差额作何解释？”
“这……下官不知。”周主事额头冒汗，“太仓出库记录与拨付文书俱全，或……或是途中损耗，或军械监记录有误……”
“胡说！”郑善果冷声道，“九百斤生铁，非小数，岂是寻常损耗？军械监接收必有签押，岂会轻易有误？尔身为度支主事，审核钱粮，如此大额差缺，竟未察觉？未上报？”
周主事扑通跪倒：“下官……下官疏忽！请明公恕罪！”
此时，裴寂的讼师再度起身：“三位明公！此正说明裴公所言‘下属渎职、失察’确有其事！度支主事审核不力，太仓仓吏可能监守自盗，军械监接收或也有问题。此乃各部门蠹虫勾结，侵吞国帑，与裴公何干？裴公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详查每一笔账目、每一斤铁石啊！”
李纲捻须沉吟：“此言……不无道理。各部衙门，层级繁多，宰相处庙堂之高，难察细务之弊。若仅凭此类间接证据便定主谋之罪，恐失之偏颇。”
堂上气氛为之一滞。萧瑀与郑善果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中的凝重。他们手头证据虽多，但能直接证明裴寂下达指令的，确实寥寥。大部分罪责，裴寂都可推给“下属”和“失察”。
就在这时，堂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一名大理寺吏员匆匆入内，在郑善果耳边低语几句。郑善果神色微变，对萧瑀、李纲道：“二位，有突发状况。京兆府在城外一处荒宅中，发现数具尸体，死者身份……似与本案有关。”
“何人？”萧瑀沉声问。
“初步辨认，其中一人似是原‘隆昌柜’西市分柜的大掌柜，姓吴。另几人，像是柜坊的账房和护卫。”吏员禀道。
堂下裴寂眼皮猛地一跳，脸色瞬间苍白了几分，但迅速低下头掩饰。
李纲皱眉：“命案？可验明死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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