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应用场景的噪声分布和实验室不一样，这意味着边界值需要动态调整，不能把实验室跑出来的最优解直接搬到临床，中间需要一个校准过程，这个过程目前各机构的做法不统一，值得关注。“
后排那个年轻人在快速记笔记，笔尖在纸上发出细小的声响。
“第三，“林煜说，“长期效果。目前所有方案的追踪数据，最长的是三年半，这个时间尺度对于神经可塑性的评估来说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优化方向，有一部分结论是建立在还没有充分验证的基础上的，这不是说那些结论是错的，是说它们需要时间来确认。“
他停下来，在椅子上坐回去。
“我就说这些，你们自己判断。“
会场安静了几秒。
那个年轻人还保持着记笔记的姿势，笔停在纸上，没有动。
前排有人等着，像是在等林煜继续，等他在这三点之后说“所以答案是“，等他给出一个方向，一个选择，一个可以直接落地的建议。
但林煜没有继续。
他重新拿起会议手册，低下头。
主持人顿了两秒，说：“好的，谢谢林博士。“然后转向其他人，“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讨论继续了四十分钟，又有几个问题，林煜没有再发言。
有一个问题隐约是在追第二个报告里那个没有验证的假设，问的人问得很委婉，回答的人答得也委婉，最后绕开了，没有直接触到那个核心，林煜听着，在手册上又写了一个词，然后划掉了。
散会的时候，那个提问的年轻人从后排挤过来，找到林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林博士，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您说的三点我都记下来了，但我还是有点不确定，您觉得以我们现在实验室的条件，应该优先解决哪个？“
林煜看了他一眼。
他大概研二或者研三，眼睛里有那种刚入行的人特有的认真，手里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是真的在听，不是走过场。
“你们实验室现在做的是哪个方向？“林煜问。
“轻中度意识障碍的早期干预，“年轻人说，“样本量还比较小，才十七个。“
“那你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什么？“
年轻人想了想，说：“边界值的校准，我们的样本分布不均匀，噪声特征差异很大。“
“那就先解决这个，“林煜说，“样本量小的时候，先把你能控制的变量稳住，再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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