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7日,下午两点,协和医院CDAS治疗中心。
林煜站在观察室的玻璃窗外,看着302病房里的场景。
病床上,一个中年男人正在缓缓睁开眼睛。
他叫王建国,四十二岁,车祸导致植物状态,昏迷两年零三个月。
大脑损伤程度:15%。
CDAS治疗周期:三个月零五天。
今天,是他接受最后一次神经刺激的第七天。
病房里,张医生和两名护士守在床边。
“王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张医生轻声问。
王建国的眼球转动了一下,然后聚焦在张医生的脸上。
他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含糊的声音:“嗯……“
“很好。“张医生握住他的手,“王先生,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王建国沉默了几秒,然后很吃力地说:“医……院……“
观察室里,徐远舟站在林煜旁边,看着监控屏幕。
“意识恢复很好。“他说,“语言功能也在启动。“
林煜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他看着屏幕上的数据——
意识水平:3级
语言功能:部分恢复
认知功能:初步启动
感觉阈值:正常范围
这些数据,和母亲刚醒来时很相似。
但有一个关键的不同:感觉阈值是正常的。
王建国不会对光线敏感,不会对声音恐惧。
因为他的损伤只有15%,CDAS的刺激参数可以设置得更保守。
不需要像对待母亲那样,用激进的参数强行唤醒。
“这是第一例。“徐远舟说,“如果他能稳定恢复,我们就可以对外公布了。“
林煜看着屏幕:“他会稳定恢复吗?“
“应该会。“徐远舟说,“损伤程度轻,治疗及时,各项指标都很好。“
他停顿了一下:
“这就是标准化流程的价值——通过筛选合适的患者,提高成功率,降低风险。“
林煜没有回答。
他知道徐远舟说的是对的。
但他也知道,这种“成功“,是建立在排除了那些“太难“的案例基础上的。
8月28日,项目组召开新闻发布会。
地点在科技部的新闻发布厅,来了二十多家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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