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8日,协和医院行政楼三层。
伦理委员会的会议室比林煜想象的要小。长桌能坐十个人,墙上挂着《赫尔辛基宣言》和《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指南》的中文版。
窗外是协和医院的内庭,有几棵老槐树,刚长出新叶。
林煜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摆着他准备的所有材料——方案文本、风险评估表、参考文献、还有那本《Science》。
对面坐着九位委员。
中间是伦理委员会主任章华,六十多岁,医学伦理学教授,退休后被返聘。左边是四位医生,包括宋衡;右边是两位法律顾问,一位社会学教授,还有一位患者权益代表。
“各位委员,今天我们要审查的是林煜博士提交的《CDAS应用于重度脑损伤患者的分阶段治疗方案》。“章华打开文件,“请林博士先介绍方案概要。“
林煜站起来,按下投影仪的遥控器。
“各位老师,我的方案针对昏迷五年、脑损伤约30%的患者。“他的声音很稳,“治疗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低强度刺激激活深层意识核心;第二阶段,逐步整合外围功能区;第三阶段,建立稳定的意识状态。“
他切换幻灯片,上面是详细的时间表和参数设置。
“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终止条件。如果出现脑损伤加剧的迹象,立刻中止。如果患者出现不可逆的认知障碍……“
“林博士。“一位法律顾问打断他,“我们看过你的技术方案,很详细。但今天讨论的重点不是技术,而是伦理。“
林煜停下来,看着对方。
“我有几个问题。“法律顾问翻开笔记本,“第一,你和被试的关系?“
“她是我母亲。“
“第二,你在这个项目中的角色?“
“技术负责人和主要操作者。“
法律顾问和章华交换了一个眼神。
“林博士,这就是问题所在。“章华合上文件,“你既是研究者,又是患者家属。这在伦理上构成严重的利益冲突。“
林煜皱眉:“但宋主任知道这个情况,他同意我参与评估……“
“评估是一回事,治疗是另一回事。“章华打断他,“评估只是观察,不会造成额外伤害。但你的方案涉及直接的脑刺激,有明确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和被试的家属关系,会影响你的判断。“
“我不会。“林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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