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兰垂着眼，侧面看过去是朦胧模糊的一道剪影，他从没有试着告诉过别人自己的故事，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我爷爷……可能从我爷爷讲起，会更完整一些。”
“我出生在昭苏牧区的草原，是离这里一百多公里的兵团，那里的草原更冷，更远，更高，常年风雪不断。在我记忆里，草原的风就总带着沙砾的粗粝，就像爷爷说过的那些话，磨了几十年，仍在我骨血里响。
他是昭苏边境线最早的一批护边员。
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已经扛起猎枪，跟在解放军后面当护边员了。
我有记忆的时候，他就常坐在毡房的火塘边，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说：‘我们脚下的草地，每一寸都是祖国的，必须要守好！这是天神定的本分，比我们的生命还重。‘
后来，我的父亲在十八岁那年接过爷爷的马鞭，成了新一代护边员。是因为那年爷爷在风雪天骑马巡逻的时候摔了，腿被石头划伤，更骨折了，从此以后再也走不动远路。我见过他腿上的疤，像一条扭曲的蛇，在去世前走路时还总带着点跛。如果不是受伤，他大概还会一直巡逻下去，一直护着那道边界线。
我父亲后来也总给我讲爷爷的故事，从最初挖在地下的地窝子，到后来用羊圈改的住处，再到我记事时那间糊着报纸的土房，都是他们守着边境一步步的来时路。
好在后来的执勤站改进成砖混的了，也通了电。你还记得这里也会定时升旗吧？”
方沅点了点头。
赫兰继续说：“其实从十多年前的每周一，父亲都会带着我们一家人，还有其他护边员一起在执勤站升国旗。
我怕冷，从小就怕，是怕冬天，因为一到冬天父亲和母亲的手和脚永远是肿的，冻疮裂开的口子沾了雪，会结成暗红的痂。他们把我搂在怀里的时候，就会用那些带着裂口的手摸我的头，说：‘赫兰，等你长大了，要像格登碑那样站着。‘
格登碑就在不远处的山脊上，是清朝乾隆皇帝立的，现在很多游客都会去那里。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爬上去，却并不只是想从那里看哈萨克斯坦，有时候，仅仅是能瞻仰一眼那块格登碑。
后来，我考上了军校，去了红其拉甫，成为了一名边防战士。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父母和爷爷……”
方沅听得入了神，手里的奶茶早就凉透了，可心脏却因为赫兰娓娓道来的故事而发烫，震撼，好像灵魂都因这份感动而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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