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没有备注的号码，她其实认得。十一位数字像刻在记忆深处的暗码，即便五年未响起，依然能在第一眼唤醒某种生理性的紧绷。她盯着屏幕上跃动的光点，指尖悬在接听键上方三毫米处，任由它响了五声——足够礼貌，也足够疏离。
“喂。”
“小屿。”电流那头的声音比记忆里薄了些，像磨损的旧磁带，“是我。”
窗外的城市正沉入黄昏，玻璃幕墙将落日切成无数流动的金箔。苏屿走到窗边，用肩膀夹住手机，空出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窗框接缝处细微的凸起。她需要这个触觉锚点。
“嗯。”她应了一声，没有叫出那个称呼。
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背景音里有隐约的电视声，某个年代久远的电视剧主题曲，断断续续像隔着一层水。“看到你的报道了，”他说，“网上那些。做得很好。”
不是“女儿你真棒”，也不是“爸爸为你骄傲”。是“做得很好”。苏屿的睫毛颤了颤。
“谢谢。”她听见自己说，声音平稳得像个陌生人。
接下来是更长久的沉默。但这次不是尴尬，更像某种小心翼翼的丈量——父亲在寻找合适的距离，像修复古画的匠人，知道颜料不能太浓也不能太淡。
“这些年，”他开口，语速很慢，“我缺席了太多。不是借口，但……我想道歉。”
苏屿的呼吸在胸腔里凝滞了一瞬。她等待的或许就是这句话，可当它真的抵达时，却轻得像一片无法承重的羽毛。她忽然想起“情绪共振”展览里那件装置：无数细线悬吊的玻璃碎片，每片都映着不同的面孔，轻轻一碰就会叮当作响，却永远不会真正拼合。
“我收到了。”她说。没有说“没关系”，也没有说“我原谅你”。只是收到了，像收到一封迟到的信，字迹已经有些模糊。
父亲似乎松了口气。他开始说起近况，琐碎的、日常的：阳台上的茉莉开了第二茬，最近在学用智能手机订外卖，社区老年大学开了水墨画课。没有诉苦，没有煽情，只是分享。像两个成年人——不，就是两个成年人——在交换生活切片。
苏屿偶尔回应，说起工作室的忙碌，说起拒绝那些只想复制爆款的客户时的小小骄傲。父亲听得很认真，会问“那你是怎么筛选的”，而不是“要不要爸爸帮忙”。
通话快结束时，父亲忽然说：“你妈妈上周给我打了电话。”
苏屿握紧了手机。
“她说你现在很像年轻时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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